抉择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法律解释——源于对“法官经商案 ”的再思

在“法官经商协议有效案”中，法官认为被告所签经商协议之效力不因违反法官不得经商之法律规定而无效，其中所隐含的法律解释逻辑及深层理论基石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博弈——兼顾法律规定字面含义而符合法律体系划分所体现的法治精神的温和的实质合理性。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观之，此种解释的当代合理性在于实现了效益最大化。     

公安行政许可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公安行政许可是公安机关进行治安管理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措施。公安行政许可正处于由传统审批模式向许可模式转变的过程中,许可工作本身存在着设定滥、程序乱、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同时,作为公安行政许可的执法警察也有权力寻租、受贿等不法行为。《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对规范公安行政许可有重要意义,对改变警察执法观念,进行廉政执法,提高工作效率有积极作用。     

青少年法治意识养成中的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是青少年法治意识养成的外在关键因素,具体而言应包含家庭主体因素、家庭成员因素、家庭关系因素、家庭环境因素等。要想培养青少年形成完善、健全的法治意识,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先使其形成正确的法治观念,使家庭的"有意培养"转化为青少年无动因的自然依从,使他们从对法律理性认识基础上产生法治理性心理。     

老子的行政哲学与新一轮政府治道变革——兼论克强经济学的政策逻辑

老子的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政府治道变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通过分析老子行政哲学与新一届政府改革新思维的内在联系,旨在揭示老子行政哲学从内在价值取向和外部行为选择两个层面与政府改革新思维的契合主线。内在的价值取向就是"无欲—无私—无畏",进而在行为路径上展现为"无为—为不恃—无不为"。它隐含着政府治道变革的前提是政府自身"无欲"状态,政府改革必须进行无私的顶层设计,推进改革必须具有"无畏"的精神。落实到政府改革层面,必须在行为取向上以"无为、为不恃、无不为"为路径,实现有限政府、效能政府和人民满意的现代政府目标。要想取得改革的成功,需要借鉴老子行政哲学的昭示,强化政府改革的价值与行为逻辑的内在一致性。     

也谈环境伦理学“真理化”的批判——公共领域的环境伦理问题研究之一

有学者撰文对环境伦理学进行批判,指出它是浪漫主义、西方主义、虚无主义的化身;在法学界,其"真理化"倾向比较严重,使环境法学者脱离社会现实,不利于中国环境法律建构与环保实践。笔者认为环境伦理学并没有"真理化"的自我标榜,其本身具有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论证逻辑方面,"自然主义谬误"问题的消解补充了其逻辑缺陷;在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日益凸出的背景下,环境伦理学促进了环境法学由"浅绿色"到"深绿色"的转变。同时,在环保实践方面使人们学会了"伦理生存"。     

执法规范化视域中的警察队伍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警察执法规范化水平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警察队伍管理水平的高低。当前警察队伍管理中,存在诸如管理意识有偏差、管理制度不严密、用人机制不完善、绩效考核不科学、从优待警落实不够、监督制约乏力等问题。正确认识并有针对性地研究相应对策,无疑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     

论民法研究的命题、方法和结论

民法学包括实践民法学和理论民法学,前者包括民事立法学和民法解释学,后者包括民法哲学、民法社会学、民法史学和民法地理学。民法哲学是抽象化思维,阐释民法存在的根本问题。民法社会学是现实性思维,解释民法存在的社会基础。民法社会学可以细分为民法经济学、民法政治学和民法文化学。民法史学是纵向思维,揭示民法存在的时间性。民法地理学是横向思维,诠释民法存在的地域性。实践民法学的研究,要顺应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转型,要实现民法规范与公法规范的协调,为规范民法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理论民法学的研究,应当广泛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尽可能构建理论模型,预设更多的行为类型,为民法学流派多元化作出贡献。     

恶意欠薪犯罪及其刑法治理

《刑法修正案》(八)将"恶意欠薪"入罪,并最终定名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体现了刑法在社会管理上的创新。这就使得入罪前有着极大争议的"恶意欠薪"在入罪后成为运用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的大胆尝试,也使得"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成为运用刑事手段"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的大胆探索。在正确理解及适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同时,综合多种手段共同解决"欠薪"的社会问题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     

公司分立中小股东保护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公司会因各种原因引起分立 ,公司分立中小股东尤其应当给予保护 ,小股东应享有异议估价权、股份收买请求权、不作为及损害赔偿等请求权。我国在未来公司立法中应引入累积投票权、股东派生诉讼及股东投票权排除等制度以保护小股东的权益。     

清末民初行政诉讼法制中的“民告官”传统遗存

在中国古代"为民父母行政"的传统行政法律文化中存在一个延宕千年的"民告官"传统。这一传统体现在"以上制下"的逐级申控制度、"从严治吏"的御史监察制度、"为民申冤"的直诉京控制度和"便民告官"的越诉特许制度等方面,其精神旨趣是廉政监督而非民权保障。"民告官"传统在清末民初近代行政诉讼法制滥觞和确立阶段仍然有不同程度的遗存。这种遗存可以从彼时行政诉讼审判机构的设立存废之争、具体制度设计和实际运行效果三个方面考察。未来中国行政诉讼法制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近代百年行政诉讼法制变迁充分省察的基础之上,必须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民告官"传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