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产业技术体系变革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说,县域经济也是“三农”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这种发展却往往伴随着资源耗竭与环境破坏。要实现我国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推动县域经济产业技术体系变革。通过对国外可持续经济理论的分析,结合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现状,提出将科技进步视为实现可持续性县域经济的第一推动力;以现代技术改造传统县域经济产业;以生态产业园区建设为中心,构筑县域经济发展新平台;以行政立法,经济杠杆等手段,激发县域经济体系中的中小企业的创新意识,环境保护意识的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关于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应急的立法构想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网络紧急事件的不断增多亟待立法加以规范。通过对网络信息安全应急立法的价值定位即安全价值、效率价值和发展价值的研究,从我国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缺陷出发,结合国外有关立法经验,提出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应急的立法构想。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的立法解读及其适用

本文以利益衡量原则为指导来分析《许可法》第57条,试图达到以下三项目的:第一,以学界的共识—第12条第1项属于无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12条第2项属于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为前提,通过探讨”行为许可概念的性质来重新界定“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的法律内涵,指出“行为许可的有数量限制性”不必然导致“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二,以法律概念体系的逻辑一致性要求为检验标准,以新的“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为分析工具来探讨第57条的适用事项范围,并解决相应的逻辑矛盾。最后,以前述的分析为理论背景,为第57条的法律适用提出建议。     

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和行政赔偿制度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在侵权赔偿法律制度领域的两大重要成果。随着社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们将拿起法律武器 ,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处理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应准确确定其适用范围及损害赔偿的金额     

试论经侦协作机制

经济犯罪侦查协作制度是打击经济犯罪的社会需要与经济犯罪侦查管辖制度之间矛盾的产物 ,当前我国的经侦协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探讨了如何从经侦协作制度、机制、内容上对现有经侦协作机制实行优化。     

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体系的构筑

网络环境下如何构筑版权保护体系是网络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法律实现和社会实现两个角度来实现对版权保护,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想法。     

国家赔偿制度之程序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虽然在施行之初保护了人民的合法权利,但现在的不完善已经影响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也就不能很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甚至影响当事人合法权利的正确行使。本文对国家赔偿法划分为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两部分,并对它们的现状作简单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治安管理处罚中引入社区服务令制度可行性研究

随着行刑社会化、行刑轻缓化及恢复性司法理论的不断发展,社区服务令制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被很多国家引入作为针对轻罪的行刑方法。社区服务令制度不仅在刑事司法领域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在行政处罚领域也有大可为之处。当前,可行之处是将社区服务令制度纳入治安管理处罚领域,需要对其在概念上重新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服务令制度。     

德性伦理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兼论当代西方德性伦理的启示意义

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德性伦理学出现了复兴。它们反对以规则为核心构建伦理学理论,认为要把德性作为伦理学的基础,规则从属于德性,进而将德性作为人的幸福生活的一部分来理解。它从实质主义而非形式主义来诠释伦理学,并重视实践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德性伦理的复兴对于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在构建目标、构建内容、构建途径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