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社会控制与法治建设

在少数民族农村, 存在着性质不同、类型多样、机制复杂和作用各异的社会控制,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控制体系。民族农村的社会秩序不是某种社会控制单向作用的结果, 而是多元的规范和不同性质的社会控制机制之间复杂的互动所建构的。在具体的纠纷个案中正式社会控制与非正式社会控制具有相互替代的可能, 但是就秩序建构的总体过程来看, 二者又不可相互替代, 民族农村法治建设的关键是处理好不同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

中国传统社会不断变革赋予了中华文明持久生命力。从上古三代至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传统社会经历多次重大变革,并鲜明地表现为四个主要特征:与商品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商品经济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以“民”的演变为基础和发展主线,经历了部族社会、豪民社会、富民社会、市民社会四个变革时代;以“乱”为表象,实质是“变”,是社会秩序的新整合,是走向“和谐”的必然过程;社会的整体变化,包括了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的调整。中国传统社会每一重大变革,都伴随着儒学的复兴和发展。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初探

国家补偿制度是国家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一种司法保护措施,它不仅体现了国家抚慰被害人的人性化治国理念,也表明了国家自愿承担国家义务的负责态度。国家补偿制度确立的理论主要有三种学说:国家责任说、社会福利说和社会保险说。各国的国家补偿制度因受不同理论思想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从各国的具体制度设置来看,构建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及时补偿原则、优先保护原则和就低不就高原则。确立国家补偿制度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要件:第一,适用补偿的对象。第二, 申请补偿的条件。第三,补偿审议的机关。第四,补偿范围、金额及方式、补偿程序等。笔者认为,从现在经济层面、认识层面、制度层面等诸方面看,在我国确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时机已基本成熟。     

行政取证行为补偿制度之研究——兼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之缺陷与完善

本文从现实发生的案例入手,分析论证了行政取证行为的强制性合法性非独立性处分性与后续行为的相关性补偿性等特点,并以此为突破口,从管理法与控权法的比较分析及行政责任制度的角度入手,深入探讨了我国行政补偿制度存在缺陷的传统文化因素与现实观念因素,进而提出包括行政取证在内的行政补偿制度完善的总目标。     

完善我国政府采购监督制度之思考

完善的政府采购监督制度有利于保障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预防和遏止违法行为,加强市场监管。但目前我国的政府采购监督制度存在立法形式散乱,主管机关赋予的监督权太少,确定的监督范围狭窄,监督法律体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需要通过采取结合型立法模式,构建政府采购监督法律体系,扩大主管机关的监督权和监督范围,规定监督标准和监督程序以及健全监督体制等措施来加以完善。     

对侦查羁押制度的反思

中国曾经以前苏联为模式,构建了自己的刑事司法制度。然而,1992年,俄罗斯联邦在刑事司法制度方面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改革:在审判前阶段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从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了“为权利而斗争”的机会。面对俄罗斯的刑事司法改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国侦查羁押制度的种种弊端。违法羁押、超期羁押之所以屡见不鲜,且侦查羁押的适用呈现出工具化、普遍化的现象,究其根本,在于对侦查羁押的认识存在种种误区。为此,有必要对侦查羁押的属性及其正当性、侦查羁押应当体现的诉讼理念、限制侦查羁押的法律原则进行理性的思考,从而为构建合理的侦查羁押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行政公共信息公开的理论及其实践

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公民知情权的满足和公共信息的自由流动是支撑行政公开的法理基础。内部协调一致的立法架构、先地方后中央的立法进路、非政府组织的大力推动和司法审查机制的有力保障是国外行政公开实践的宝贵经验。为了使我国政务公开改革尽快走上法治化的轨道,必须大力健全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构建信息公开法律体系,并充分发挥法院的司法审查功能。     

超期羁押28年案件凸现我国人权法制的软肋——关于谢洪武悲剧的法理与制度分析

超期羁押28年的谢洪武案件是我国人权法制实践中一个悲剧性的典型案例,暴露出我国人权保障机制的一系列突出问题,主要是法律理念严重滞后、有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价值取向发生偏差;在人权入宪的背景下透视我国人权法制发展问题,应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立足点推进法制转型,特别是推动法律观念革新和人权法制创新,这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浅析我国《信访条例》的创新性

我国《信仿条例》于2005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人民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国《信访条例》对于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畅通信访渠道,创新信访工作机制,强化工作责任,维护信访秩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型行政问责文化的构建

当前,行政问责在制度上得以不断完善,但在文化建设上却相对滞后,影响到行政问责的进一步推进。因此,建设新型行政问责文化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新型行政问责文化应以民主法治、共同参与和官员道德自律为目标选择,用正确的理念、完善的制度和深入的教育引导、塑造、培养新型行政问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