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所倡导的经济人假定、弱政府模式以及公共物品的混合供给制对政府改革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就我国而言,公务员单纯的道德人定位应当让位于经济人定位;强政府模式应当让位于弱政府模式;以政府为中心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制应当让位于多元混合供给制.     

超越“Trade off”——对公平与效率的几点新思考

目前对于公平和效率问题的讨论 ,已经陷入了一种困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且这种困境将继续下去。在简要回顾了已有理论的基础上 ,本文着重提出了关于公平效率问题讨论的直角坐标系图法 ,构建了度量社会公平程度的社会公平系数 ,衡量社会在公平和效率上存在问题的社会总体问题指数 ,以及衡量不同政策、不同国家、地区、社会等公平和效率达致程度并使之能够相互比较的社会公平效率总体效应指数。     

Reviews

Books reviewed:
Christine Gra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Phoebe Okowa,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Brian Leiter, Objectivity in Law and Morals
Robert Wintemute and Mads Andenas (eds.), Legal Recognition of Same–Sex Partnerships: A Study of National,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Law
Gillian Douglas, An Introduction to Family Law
Sandra Fredman, Discrimination and Human Rights: The Case of Racism
John Monahan et al, Rethinking Risk Assessment: The MacArthur Study of Mental Disorder and Violence
Jenny Fleming and Ian Holland (eds.), Motivating Ministers to Morality     

论我国立法监督机制的完善

立法监督是一国立法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也是完善一国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监督机制 ,一直是我国法学界同仁们探索的一个理论与实践问题。文章在揭示我国目前立法监督机制缺陷的基础上 ,提出了由全国政协作为专门立法监督机构和建立立法听证的审查制和立法听证制度的主张。     

反恐应急指挥地理信息系统研究设计

目前恐怖袭击猖獗,建立具有反恐应急指挥作用的公共安全系统已愈发重要。本文从系统研发的角度,阐述系统的数据库建设及主要功能,最后就系统建设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研究论纲——写在《现代法学》首任主编黎国智教授80寿辰之际

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应当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在中国,通过多年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的铺垫,已经具备了更进一步研究的坚实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研究必须有独特的思路、完善的内容设计,并应该考虑到新世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公务员行政责任追究立法研究

公务员行政责任追究立法是行政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解决当前公务员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不规范现象,必须加强公务员行政责任追究立法。公务员行政责任追究立法,在立法模式上应采用半统一立法模式,在立法思想上应贯彻宁疏勿密立法思想,在立法原则上应坚持教惩结合立法原则。     

论新时期我国政府主要职能的新定位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客观上要求我国政府必须尽快由事务型向服务型转变。为了顺利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切实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对我国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将现行的政府主要职能由“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调整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或者调整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经济调节”。     

社会活力问题研究

考察社会活力一般会涉及三个基本要素,即经济要素、社会制度要素和精神文化要素。社会活力有两个来源:一是根本来源,二是直接来源。社会活力的根本来源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合理性。直接来源源于社会制度的先进性、社会运行体制的合理性、社会运行机制的多样性。激发社会活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之一,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属性。     

民事诉讼审限制度的存与废

诉讼效率与法院的结构和运作紧密联系.在立法上诉讼效率取决于程序的科学构建,司法运作中则决定于案件管理水平.审理期限是一种视野过于狭窄的诉讼效率衡量体系,弹性过大的制度设置使其难以精确衡量并提高诉讼效率,故应以诉讼周期取而代之.本质上审理期限是法官职业伦理问题,而非民事诉讼法程序制度.在即将修改民事诉讼法之际,删除审限制度规定,加强对诉讼机能的调整,为当事人设置诉讼促进义务,使诉讼程序合理衔接,是提高诉讼效率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