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司法解释视野下的扒窃司法适用

2013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盗窃的司法解释,其中对扒窃行为进行了明确限定。但这一司法解释对扒窃的行为方式等仍未细化,笔者认为其构成要件需要明确的是:公共交通工具是对扒窃场所的注意性规定;随身携带的范围仅包含贴身范围、可控制范围,排除不可控制范围;扒窃对象仅限于体积应当较小的财物;扒窃不是行为犯,其存在着未遂的犯罪形态;携带凶器可作为量刑情节来考虑,并不是扒窃的基本构成要件。     

为判例制度正名——关于构建我国判例制度的思考

我国当前并无明确的判例制度,但实际上存在着＂近似判例制度＂,如案件请示批复制度是有实无名的判例制度,案例选编公告制度是心照不宣的判例制度,案例指导制度是欲言又止的判例制度,这些制度有诸多不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应当建立判例制度。建立判例制度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树立法律的权威;有利于矫正我国的近似判例制度,树立司法的权威;有利于提高我国个案审判和判决书的质量,树立法官的威望。我国构建判例制度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使判例制度与法律方法相结合,使判例制度与司法解释制度相结合。我国应当构建一个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审案的人民法院共同制作判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判例的判例制度,这是构建我国判例制度的关键。     

合同法交易习惯之司法适用

在合同条款的内容存在争议或者合同出现漏洞时,适用交易习惯解释合同来确定当事人问的权利义务内容是各国普遍承认的解释规则.我国《合同法》也确认了交易习惯的重要地位,不仅在总则中将交易习惯确定为解释合同的原则标准,且在分则中规定了大量根据交易习惯解释合同的具体条文.但何为交易习惯,交易习惯的法律性质、认定方法以及如何适用交易习惯解释合同,《合同法》并未明确规定.审判实务中,对交易习惯的司法认定更是存在诸多争议,交易习惯未能在司法实务中凸显其重要作用,对交易习惯的构成和适用规则进行探讨实属必要.     

我们需要怎样的阅读伦理？——回看罗蒂与艾柯、卡勒有关阐释限度的论争

在与艾柯、卡勒等人有关“阐释的限度”的论争中，罗蒂不仅以富于反讽性的论说策略对实用主义的阐释观做了生动的演绎，还通过一系列兼具力度与新意的论辩，将实用主义的哲学逻辑、文学诉求与政治考量渐次展开。其“阐释即使用”的主张提供了一条极有价值的思路：阐释的焦点不在限度而在目的和需要，因为后者关联着更大的难题，既是伦理难题，更是政治难题。     

论规范分析方法的核心要义——基于法学的视域

作为法学特有方法的规范分析方法并未得到"认真对待",学界对该方法的本体存在着"融合论"、"规范论"和"逻辑思维论"的学说分歧。为有利于该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确立如下要义对该方法而言是必要的:规范分析方法的作用对象是一国现行有效的法规范整体(即实在法体系),其秉持"价值中立"的价值立场,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等方法所构成的方法体系。     

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规则简

在法律解释方法中，为规避“同案不同判”现象，法官要正确有效地解释法律、适用法律。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各自有其侧重点，所实现的基本价值也不同。因此，解释者必须按照它们之间的逻辑、价值或利益关系，反复权衡，不断考量，以最终选择其中某种解释方法。实践中，注重法律解释方法的位序排列有利于解决现实中的“同案不同判”问题。     

Contractual Interpretation,Registered Documents and Third Party Effects

This article considers whether extrinsic material should be available in interpreting registered documents when these may be contractual in nature or relate to contractual agreements. Many registers, for example the current scheme for recording land title, are intended to facilitate the reliance of third parties on their content, an objective that suggests that extrinsic material should be excluded. Such an approach, however, could itself cause unfairness and conflicts with the way that contractual documents are normally interpreted. Exploring this question leads us to consider the contextual approach to contractual interpretation generally and whether it should take account of the contemplated effects of contractual language on third parties. After concluding in the affirmative, we then ask whether this is sufficient as an approach to interpreting contractual documents entered into a register.     

法治视野下的律师辩护权——兼评高法刑诉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50条

律师的辩护权是律师群体的一项重要职业权利。尽管在中国没有被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在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中被明确为基本人权。在刑事诉讼结构中，控辩双方力量相对均衡才能有效保障法官作出客观公正的裁判。刑诉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50条虽对律师辩护权进行了规范，但该条第2款的规定仍有四点不当之处，包括违背控辩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基本要求，不符合正义的基本要求，超越法律的规定，损害律师群体形象。     

刑法司法解释的真实逻辑

虽然最高司法机关往往强调解释符合立法原意,但实际上其一贯运用的仍然是基于特定目的的客观解释论,主观解释无非是一种论证解释之正义性的工具而已。在客观解释论指导下,解释方法的适用也就并无原则或者序位可循,不同解释方法仅仅被用来论证不同解释结论正当性的不同方式。进一步而言,在逻辑上,客观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间具有更亲密的呼应,在客观解释支配下的、没有解释方法限制的司法解释实践必然是一种实质解释论。     

犹太律法的演变和特征

犹太律法是犹太教信仰的规范化,其产生和发展与犹太教的历史演变同步。犹太律法的内容和形式具有鲜明的特色。在圣殿被毁、国家沦丧之时,以色列的土地上曾经存在一个完整的法庭体系。犹太律法具有神圣性,同时又被创造性解释和应用。犹太律法具有民族性,同时又对普世性价值予以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