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解释之方法智慧重述

审判的过程,需先对案件事实进行法律上的裁剪,继而以法律事实为据解释法律,重构审判规范。法官解释法律的方法智巧虽多,归根结底应服从于终极之目的解释。结合具体案件中的法律事实,法律经由文义、体系、法意、目的解释可以构造出适合个案的审判规范。     

论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的意义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我国存在着两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刑法解释体系:刑法有权解释体系和刑法适用解释体系。刑法适用解释对定罪量刑有着更加现实和重要的意义。刑事政策是刑法定罪量刑的基础。无论是刑法有权解释还是刑法适用解释,其内容都必须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     

推理与解释：寓于其中的法律思维

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是两种相对独立的法律方法,它们对法治建设有着不同的意义。法律解释的功能是要充分展示法律文本的各种可能意义,而法律推理则强调结论的必然得出。由于二者都强调根据法律进行解释或推理,因而拥有大体相似的思维走向,但作为不同的方法却有着许多细微的区分。正是这些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方法(如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论证、价值衡量、法律推理等)构成了法律方法论体系。当我们对这些法律方法有了深入系统的了解后,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向就水到渠成了。     

抉择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法律解释——源于对“法官经商案 ”的再思

在“法官经商协议有效案”中，法官认为被告所签经商协议之效力不因违反法官不得经商之法律规定而无效，其中所隐含的法律解释逻辑及深层理论基石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博弈——兼顾法律规定字面含义而符合法律体系划分所体现的法治精神的温和的实质合理性。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观之，此种解释的当代合理性在于实现了效益最大化。     

如何解释法律——关于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的思考

我国当前法律解释权的行使凸显的问题是：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主体泛滥，导致法律解释混乱；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实用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内容上逐级延续；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规范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形式上凌乱不堪等。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与行使制度存在不足，主要是：法律解释权附属于其他权力，由国家机关任意行使；各国家机关共同行使法律解释权，使法律解释的混乱日益凸显；法律解释权多以隐含方式行使，法律解释权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混为一体。改进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的基本思路在于：制定《法律解释法》明确法律解释权的地位，厘清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的界限；限制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数量，规范法律解释权的行使方式；协调不同主体的法律解释权，构建完整统一的法律解释体制。     

Object-oriented Bayesian networks for paternity cases with allelic dependencies

This study extends the current use of Bayesian networks by incorporating the effects of allelic dependencies in paternity calculations. The use of object-oriented networks greatly simplify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nd interpreting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models, allowing researchers to solve new, more complex problems. We explore two paternity examples: the most common scenario where DNA evidence is available from the alleged father, the mother and the child; a more complex case where DNA is not available from the alleged father, but is available from the alleged father’s brother. Object-oriented networks are built, using HUGIN, for each example which incorporate the effects of allelic dependence caused by evolutionary relatedness.     

过度解释与权利的绝对化

法治反对解释主要是指反对对明确的法律进行解释,尤其是反对过度解释。过度解释有多种表现,其中权利和权力的绝对化解释是重要的一种形式。这种解释对法治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有消极意义,不属于正常的法律思维。解释虽然有多种含义,但是我们在法律解释的时候,应该运用其日常含义,而不应该运用其哲学上的含义。所谓解释就是把不清楚的说清楚,而不是进行意义的添加以及过度地限缩。     

聚众淫乱罪客观行为之界定——以刑法体系解释为基点

体系解释是刑法解释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国刑法条文对聚众淫乱罪的表述比较简单，导致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还有一些尚待明确的问题。体系解释下聚众淫乱罪之客观行为应当兼具侵害法益的“涉他性”和“情节严重”两个要素。这一解释结论既是基于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考虑，也是刑法处罚合理性的实质要求。通过体系解释，有助于消除该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疑问，准确界定聚众淫乱罪的客观行为，从而合理确定聚众淫乱罪的处罚范围。     

论我国行政混合过错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规制

行政混合过错具有实践的现实需求性与理论的研究滞后性，其诞生乃是民事混合过错模式在行政行为实践中融合之结果。要认定行政混合过错应当具备主体、事实、过错和对象四大要件。行政混合过错的理论模式化及理论适用是其实现现实功效的前提。我国当前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实现对行政混合过错的高成效、低成本规制。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路径探析

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作为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精细考察时代特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深刻洞察时代趋势的基础上,把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与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解读"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相结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