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化与民法解释

类型化思维是民法解释的基本思考方式,是民法漏洞补充的理论基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的同时,应对西方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论、亚图·考夫曼的事物本质类型论及卡尔·拉伦茨的类型分类理论有所借鉴。类型化思维适用于民事立法和司法,其中司法不仅以立法的类型规范为依据,更须以规范对应于个案寻找出的详尽法规则为依据。     

法律的意义模糊及其救济方法

模糊不明,即法律词汇表达的意思不明确,是一切法律都可能存在的病灶之一,这是人类思维的固有缺陷造成的。法律的统一性、明确性和规范性,不能放任法律意义的模糊,因此,寻求法律意义的明晰和确定,是法律人必须完成的使命。法律解释的基本任务即通过语言、文字或行为的方式交代,明晰因法律意义模糊而产生的困惑,其效力基础在于有权解释的强制性以及人们对法定权威的接受性。但在疑难、复杂案件中,当案件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对接与沟通出现困难时,法律解释无能为力,此时需要法律推理出场。疑难案件中,对法律可能存在多重意义的理解,法律论证可使案件的读者能够有自身的选择,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和阐释法律的活动。     

两个刑事个案引发的法律解释方法之思考

刑法担负着社会保护和人权保护的双重使命,刑罚的适用必须在被告人所犯罪行和应处刑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也就是建立罪刑之间的价值均衡。正确的解释法律领会立法精神是建立这种价值均衡的前提。本文通过实例阐述对刑事个案的法律解释方法关系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的确定,最终影响定罪与量刑,实际上关系到罪刑之间的价值均衡。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粗疏性及其克服——以涉税犯罪刑法司法解释为中心

文章主要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涉税犯罪司法解释为中心，集中探讨了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观念障碍、涉税犯罪司法解释的问题表现以及克服刑法司法解释观念障碍的基本对策。     

刑法第四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第四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同样是特殊法条,将该款规定中的"处罚"解释为"定罪处罚"不具有正当性,军人盗窃、抢夺部队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抢夺武器装备罪。出于罪刑相适应的考虑,对上述行为量刑时应适用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的法定刑。从立法论角度来看,刑法第四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存在缺陷。对此,可经由补正解释的路径来纠正这一错误。     

解读保安行业立法——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2010年1月1日，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从保安的上岗要求、职责范围、违法惩处、立功奖励等多个方面都作出了明确规定。文章从保安行业、保安服务公司的主体地位、保安人员的招聘和权益方面阐述了保安服务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以后．对于保安服务行业产生的新变化。     

论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实质合理性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检察工作的实际需要不间断地制定司法解释,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进行解释,为我国法治建设、社会治理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合理性为保障法律统一、正确适用发挥法律监督作用;为填补法律条文的不完善作了积极贡献;为解决司法中新情况新问题提供司法依据等.这些合理性因素充分体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价值所在.面对当前学界和社会部分人士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实质合理性的种种质疑,需要从检察价值合理性、检察目的合理性、检察实践合理性三方面进行论证,以期待人们正确认识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实质合理性.     

赛珍珠《闺阁》食事之中国食文化解读

赛珍珠的中国题材小说《闺阁》以一幅中华民国年间吴府的世俗生活场景,通过活生生的食事活动向西方读者阐析了中国食文化深邃厚重的内蕴：崇尚礼乐,顺应自然,调和阴阳,谨和五味,饮食有节,食养食治等,折射出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风俗人情、审美心理、人生哲学以及生存理念,同时也客观地回应了西方人习来以久的东方食文化原始怪异的＂他者＂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赛珍珠知性、负责任的跨文化阐析理念。     

论雷锋精神的时代性——一种从反本质主义的视角进行的解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是雷锋精神的精髓和内核。传统的思维模式将雷锋精神本质化,即认为雷锋精神是在一个特定时代中形成的一个相对固定的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这种思维方式在阐释我们现时代仍需要雷锋精神,即雷锋精神具有时代性这一问题时,在给出解释的同时也造成许多思想困惑。立足于后现代知识语境中的反本质主义可以解构和超越传统思维方式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并更能阐释雷锋精神鲜明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刑法文化解释

司法实践中对于轻罪案件进行刑事和解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对于重罪案件能否进行刑事和解,则存在不同的声音。有必要对重罪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进行本土文化的考察。我国古代社会严格禁止重罪案件刑事和解,民众的报复思想较重,这决定了重罪案件的刑事和解较难在我国开展。但是,在我国当前犯罪被害人急需物质赔偿的情况下,开展重罪刑事和解有着积极的意义,也不必然导致＂以钱买刑＂。世界各国刑事和解的实践也表明,重罪案件的刑事和解正在逐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