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的限度

法治并不反对法律解释,而是和法律解释形成互动发展的关系。但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要求法律解释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法律解释的限度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法治国家中法律解释的限度并不相同。法律自身的状况、法律文化传统、形成法治的历史背景等法治建设的状况,制约着法律解释的限度。我国的法治建设状况决定了我国的法律解释应当从自由解释转向严格解释,从维护权力的解释转向保护权利的解释。在形式上坚持严格解释,在实质上坚持保护权利的解释,是我国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法律解释的限度。     

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危险方法”的司法认定

对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危险方法"含义的界定,应当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出发,遵循刑法解释的基本方法。对一种行为是否属于"危险方法",应当放在犯罪构成要件的视野下,对其具体行为进行考量;在司法实务当中,对是否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险方法"的断定要注重客观行为,重事实、重证据。     

香港特区法院的违基审查权兼与董立坤、张淑钿二位教授商榷

特区立法机关应根据基本法制定法律,特区法院审查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违反基本法的权力被称为"违基审查权"。香港的普通法传统为特区法院的违基审查权提供了法理依据,特区的新法治秩序激活了普通法中法院的司法审查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权的不完整性使特区法院的违基审查成为必要。司法实践表明,特区法院的违基审查权无法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权,对基本法的实施总体上是有利的;损害特区行政主导体制的主要因素并非是法院的违基审查,而是立法会的强势地位。作为植根于普通法传统、已有十多年运行实践的权力,特区法院的违基审查权无须再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确认。当然,基于其在特区法治秩序中的地位,特区法院违基审查权应受到特区外部与内部两方面的制约。     

解释论视野下知识产权质权人权利探析

随着知识产权质押立法与实践的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问题备受学界关注.与经济学界的研究视角不同,法学界更应注重对现有知识产权质押法律制度的解释.知识产权质权人享有的权利包括收取孳息的权利、转质押的权利、保全权、对质权侵害救济的权利以及实行权,通过民法文义解释、体系解释以及漏洞补充等方法,对现行法律进行解释可以为司法实践提供借鉴.     

在进与退的边缘:我国宪法解释之反思

对于宪法解释的概念、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但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现实的担忧和完善的渴望。用问答的方式,从宪法解释的含义出发,通过思考宪法解释主体和客体的维度,来限定宪法解释的概念;通过对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的实践与否、实践的次数进行整理,来分析我国宪法解释缺失的原因;通过总结我国宪法解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来完善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制度。期望通过思考,改变我国目前宪法解释进退维谷的困境,使我国的宪法解释在层层浓雾中透出一丝希望的光芒。     

法治时代的解释主义之争——以陈金钊与范进学之间有关法律解释问题的争论为分析对象

发生在陈金钊和范进学之间有关法律解释问题的争论,扩及到对诸多相关法律理论问题上的争论。双方秉持各自"反对解释"抑或"如何解释"的立场,从对"法治反对解释"命题的"真/假"之争不断地上升到对相关法律解释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司法观之争、法律观之争以及法治观之争等。无论是主张守法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还是主张能动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实际上,法治时代同时需要这两种不同的声音。     

法教义学中法律解释性命题的可接受性证立

法教义学研究是对实在法尤其是实在法规则进行解释和体系化的研究,法律解释性是法教义学考察的核心命题,是对规范陈述在具体案件事实当中意义的研究。法律解释性命题的有效性证立除了需要满足自我证立的融贯性要求之外,也要符合相关理性论辩规则的规制,尤其需要满足可接受性法律证立的修辞论证需要。解释性法律命题的有效性是以法律解释结果的可接受性为基础的,阿尔尼奥的法律解释证立理论正是在此探讨理路上展开的。     

论刑法解释中的利益相关性

刑法解释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利益的影响。刑法解释主体,解释案的请求者,解释对象所代表的不同利益,解释结论具有不同的烙印。刑法解释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取向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机构之间的冲突,出现人权保障和法益维护等刑法不同机能的冲突。因而必须确保不同机能的平衡,促进刑法解释过程中的参与民主性。     

论法官的解释

以往对法律解释的理解基本上是界定在有权解释的立场上,而很少谈论尤其是承认法官解释。法律解释的转向即法律解释从机关解释向法官解释的转型,使得我们认识到法官解释的重要性。恰恰是法官解释的存在,使得法律所承载的社会正义观念得到了真正的实现。     

证券回购的法律解释

关于证券回购的法律性质,主要有抵押贷款说和附条件买卖说等两种做法和观点。两种不同法律性质的证券回购,在法律关系结构和法律风险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基于我国目前的信用环境,同时着眼于交易主体利益之平衡以及金融风险的防范,将证券回购定性为附条件买卖乃现实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