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mpact of Confidence on the Accuracy of Structured Professional and Actuarial Violence Risk Judgments in a Sample of Forensic Psychiatric Patients

Some previou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confidence affects the accuracy of probabilistic clinical ratings of risk for violence among civil psychiatric inpatients. 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mpact of confidence on actuarial and structured professional risk assessments, in a forensic psychiatric population, using community violence as the outcome criteria. Raters completed the HCR-20 violence risk assessment scheme for a sample of 100 forensic psychiatric patients. Results showed that accuracy of both actuarial judgments (HCR-20 total scores) and structured professional judgments (of low, moderate, and high risk) were substantially more accurate when raters were more confident about their judgments. Findings suggest that confidence of ratings should be studied as a potentially important mediator of structured professional and actuarial risk judgments.     

论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

在现代的公安行政管理中,公安机关享有大量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公安行政执法高质量的重要保证。“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要求公安执法者正确认识执法中“合法”与“合理”的关系,以合法原则为先;要求公安执法者在自由裁量权“度”的把握上应注重实现立法的目的、遵行公正公开原则的要求、考虑社会环境中正当的“情”与“理”。为保证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应加强公安行政立法的严谨性和可操作性,强化公安执法者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建立、健全有效的公安执法监督体系。     

中国古代官僚制审视——兼与现代官僚制的比较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适应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官僚制组织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中国在秦朝时期就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其行政组织体系具有自己独特的组织规则和运作过程,具备现代官僚制组织的某些特征。但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以家长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与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二者的差异进行分析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现代官僚制的理解,从而为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中国古代地方法制的功能结构与发展

为了统治超大型国家的需要,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结构。地方法制的存在成为国家的必然选择。统一的法律与不同习俗之间的矛盾,是贯穿地方法制历史演变的重要线索。其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由粗疏而越来越严密,地区性特别法成为主要形式。地方法制的规范化程度越来越高,省例的形成便是这种规范化的结果。同时,官府与民间的互动在地方社会秩序形成与维系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强。     

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基本经验

中国古代社会的管理思想、做法和经验,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决定的.宗教神学控制论、道德约束观、礼乐治国论、无为而治以及法家的社会控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的社会管理思想.统一的社会信念和中央政权的强大、注重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共同治理社会、综合为治,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治理经验.历史上,中央政府统治力的下降、吏治腐败、对重大灾荒事件应对不力、因社会矛盾和冲突而引发的农民起义等,多是导致政权衰落的主因.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管理,虽然主要应当专注于国内治理与内政建设,但抱持全球化的视野,对国际局势变化给予关注,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思考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及明清时期。由于古代监察制度本身的缺陷加之受“人治”的影响，尽管它在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封建统治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其历史局限性在所难免。借鉴古代监察制度的经验，当今我国监察制度建设，必须保证监察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和较高的权威性；重视监察立法，健全监察的法律法规；严格选拔和考核监察官，不断完善监察职能。     

社会转型、法制化与法院调解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法化程度不足,依法审判并不尽如人意。由于社会革命和政权建设破坏了传统的地方自治共同体,经济体制改革又瓦解了单位制,使得依赖于共同体和社会性制裁的民间调解难以恢复历史辉煌。经过几十年法制化的浸染,司法权威获得了社会的基本确认。调解与司法两个元素发生耦合,是法院调解在持续萎靡之后又在新世纪复兴的根本原因。但由于司法政策与程序制度之间出现断裂,法院强调调解出现了自我消解的危险趋势。只有继续加强审判制度建设,理清审判与调解的相互关系,并确定二者各自应有的相位,方是利用调解化解纠纷、满足转型时期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向法治迈进的基本路径。     

盗掘古墓葬犯罪及其应对

盗掘古墓葬犯罪是妨害文物管理罪中危害最大的一类犯罪行为。我国盗掘古墓葬犯罪呈现集团化、专业化、暴力性、腐蚀性等特点。公安机关和文物管理部门应当充分依靠群众,从事前、事中和事后等各个环节,全方位地对此类犯罪予以预防、控制和打击。     

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建构与反思

裁判的正当性和裁判的终局性是刑事审级制度建构的两大基本目标。我国两审终审制的建构基本上遵循了大陆法系的模式，但第一审程序在吸收不满、保障裁判的正当性方面存在着先天的不足；第二审程序的某些方面亦有待完善，其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裁判的终局性几乎不成问题，但裁判的正当性则主要来源于实体的正确性。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首先应当着眼于从第一审程序加强裁判的程序正当性，其次应当对第二审程序加以完善，并在完善再审制度的基础上赋予当事人更多的上诉机会，从而使终局的裁判更加具有正当性。     

论犯罪规定的正当化理论之缺失

犯罪规定的正当化理论在刑法学中至今仍无一席之地，犯罪规定的正当化问题或者湮没于刑法的机能之中，或者在刑罚的正当化理论中若隐若现，即使在罪刑法定主义的时代呼唤下，它也仅有微弱的回应。这是刑法裁判规范优先观念的产物，建立市民刑法，应树立行为规范优先的理念，重视犯罪规定的正当化问题，为此必须转变观念，必须反思法益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