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中国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真实性

新时期的古代历史题材小说完美地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融合起来，达到了历史的本质真实和艺术形象真实的内在统一，焕发出“真实”的光芒。首先，新时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以重大的历史真实事件来结构小说；其次，新时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塑造了一批真实的历史人物；最后，新时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在文本中营造了真实、浓厚的历史氛围。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古典理想社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现阶段的治国方略，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理想社会。在中西方的政治哲学史中，理想社会都是哲学家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中国的先秦时期和同时期的古希腊作为中西方两大文明的起源，根据各自不同的经济政治条件，分别建构了不同类型的理想社会理论。将这些理论汇总、整理和比较后，汲取其中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益的部分，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工作很有意义。     

爱国主义精神的现代阐释

在充分肯定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古代爱国主义理念的历史局限性；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培育和形成现代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与观念是至关重要的；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与变化证明，现代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水乳交融的，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爱国主义精神无疑将构成我们未来发展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古代国家“警察”三辨——与“公安学”教材中对中国古代国家警察有关观点的商榷

警察，是国家打击犯罪、管理社会秩序以巩固国家政权的一种武装性的特殊的国家公共权力。军队和警察由于职能对象的性质不同，它们不可能合二为一成所谓“军警不分”。中国古代国家执行国家“公共权力”的警察职能机构与职官设置是独立的专门机构与人员。不要混淆中国古代国家的行政监督执法与刑事执法。警察职能不是“警政合一”，而是“政刑不分”。     

从《水浒传》看古代中国社会的犯罪

从水浒故事这一特殊的侧面作探讨 ,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社会有杀人、抢劫、盗窃、奸淫、渎职、谋反等形形色色的犯罪 ,这些犯罪有着复杂的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文化原因以及地域原因。对于犯罪 ,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有系统的预防方式和控制方式 ,百姓也有一定的防备措施。犯罪者有自己的犯罪文化 ,社会各阶层对于犯罪各有自己的文化态度 ,而统治者惩治犯罪也有特殊的文化内容。     

古希腊人文精神与科技萌芽

希腊作为人类历史的奇迹，以其特有的人文精神和哲学理念征服了世界。她独特而深邃的人文精神，在两千多年前的人类社会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人文精神的产生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独特的地缘优势、深刻的哲学理念和人性化的神话传说。同时这种人文精神也孕育了古希腊科学技术的萌芽，并对后世的科技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古代公案小说管窥中国古典能动司法——兼论其对中国当代司法的启示

中国古代司法为典型的能动司法，与近现代西方语境下的能动司法相比，此种能动司法显然与宪政无关，就其体现、旨趣乃至成因而言，均呈现出独特一面，比如，这种能动司法追求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注重司法促进社会秩序和谐的功用。这种能动司法对近现代中国的司法尚有着诸多的显性或隐性的影响，适逢当代司法界大力提倡能动司法之时，厘清这种能动司法的优劣之处，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拟以古代公案小说为主要考察文本来探讨中国古典能动司法。     

浅谈语言的逆效果

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表达效果有三：真值效果、侧效果和逆效果。其中,逆效果是客观事物对立统一规律在语言运用中的反映,逆向思维是其得以产生的前提。要实现语言的逆效果,可以通过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多种手段。语音方面,有音长、声音的高低升降、婉曲调等表现形式;词汇方面,有习惯用语、二元用语和反训三个类型;语法方面,常通过虚词、标点符号的运用及词序的不同来实现;修辞方面,逆效果的运用就更为广泛,几乎无处不在。语言的逆效果是在公众语境中获得的,它增强了汉语表意的丰富性,能突出语意,表达特别的情感意蕴和写作倾向。     

古代中韩文化交流探析

古代中韩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对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娱乐乃至日常习俗等各领域,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形成了很多相似的文化传统。在今后的文化交流中,中韩两国既要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要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的独特性,扩大双方的共同性。     

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以1980年—2006年大陆学者研究为例

在对140篇有关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1980—2006年,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研究格局与中国古代赃罪立法的"草创—完善—成熟"的历程基本同步;学者对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的研究质量较高,研究热点出现在惩贪肃贿、法律与制度研究两个领域,这种趋势在2000—2005年之间显得更加明显;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官吏赃罪的犯罪构成、官吏赃罪涉足的领域、官吏赃罪的犯罪走向及趋势等成为研究中的盲点,对受赃法律的动态的、功能的研究不够,研究视角狭窄,研究资助问题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