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资并购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初探

外资并购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外商并购缓解了我国经济建设中遇到的资金短缺、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等问题,加速了中国与国际化接轨的过程;但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独资化倾向和对行业龙头“斩首行动”也引起了专家和学者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担忧.我们需要外资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全面评估外资并购对于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构建和完善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法律体系.     

消费者反垄断诉讼的本源与我国应然之探

对于私人反垄断执行,美国《反托拉斯法》所规定的三倍赔偿制度功不可没,为此,许多学者都认为,在确定消费者反垄断诉讼的制度中,也应确定这种民事惩罚性的机制,才能使消费者反垄断诉讼得到很好的运行。但在私人反垄断践行最好的美国,消费者个人是被排除在私人执行之外的,按照美国《反托拉斯法》的规定,消费者个人并不能获得三倍赔偿的诉讼激励。美国《反托拉斯法》所规定的三倍赔偿机制系基于其责任体系仅有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没有处于刑事和民事责任之间的行政处罚责任,民事责任的三倍赔偿机制实际起到了落实"应刑罚性"和刑罚"最后手段性"的威慑与嚇阻重任。而在反垄断法责任中存在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国家,行政责任中的行政处罚责任完全担当了刑事威慑和遏制的补充责任,为避免过度制裁和重复制裁而普遍都没有设置三倍的民事赔偿责任。消费者反垄断诉讼必须以维持市场秩序为本,对消费者反垄断诉讼的高热情和高厚望必须回归到理性和现实,在具体制度的设置时也应有所体现。     

减免税立法之完善

清理越权减免税,仅仅是完善减免税制度的第一步。减免税制度的完善依赖于减免税立法之完善。从立宪主义的观点出发,本文从税收的宪法性依据、立法法修改、税收基本法制定、授权立法的角度分析了减免税立法完善之制度设计,并从预算法的角度分析了如何对减免税立法进行完善。     

反垄断法再分配功能初探

法律是社会利益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书。经济法是利益资源和权利的一种再分配法,是在民商法等法律所作的权利分配的基础上,对原有权利安排作出适当调整和再分配。反垄断法同样具有再分配功能,通过对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产生历史的考察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国的社会现实也需要反垄断法再分配功能的发挥。     

建立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它的发展优劣直接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保险作为一项风险转嫁、损失分摊的经济补偿制度,对保证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当前,我国的农业保险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如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没有国家的补贴政策、没有经营主体愿意承保等.基于这种现状,我国必须建立符合国情的包括国家财政补贴制度、再保险制度、巨灾风险基金制度、税收减免制度等在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以保证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     

契约自由与反垄断规制

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理论与制度的基石。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弘扬契约自由 ,但同时必须限制契约自由 ,防止由于其被滥用造成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竞争秩序的破坏。契约自由的滥用会生成垄断 ,障碍竞争 ,因此必然会受到反垄断公共政策及其立法的规制。中国的反垄断立法同时肩负着维护蕴涵于经济民主中的契约自由和防止契约自由滥用的双重使命。     

自然垄断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以电力行业为例

对自然垄断行业豁免适用反垄断法会产生诸多弊端,经济学和反垄断法理论的发展为反垄断法在此类行业的适用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但其适用应以“一般适用、例外豁免”及成本效益为原则,在协调统一的前提下,对不同的业务环节采取不同的规制策略。通过科学配置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的权限,明确协调反垄断法和行业立法冲突的规则,可实现反垄断法的有效规制。     

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规制

行政性垄断与经济垄断有所区别,但行政性垄断的实质仍然是经济垄断,我国目前还存在行政性垄断。反垄断法最新修改稿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定是不妥的,我国的反垄断立法必须规制行政性垄断。     

反垄断法的终极目的及其司法保障

反垄断法的目的具有宣示性和导向性,为所有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提供价值基础。如果反垄断法的目的设置不当或者混乱,将增大反垄断法实施的难度,削弱反垄断法的主题。传统观点认为,反垄断法的目的只在于维护有效的公平竞争秩序,但相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终极目的而言,这种目的只是工具性的。这在立法上有明显的体现,在学理上有充分的理由并在司法上有广泛的实践。我国未来的反垄断立法、执法与司法应当将保护消费者权益作为其终极目的。     

论现代反垄断法的程序依赖性

实体规则的原则性与不确定性造成了反垄断执法上的多重困境,执法困境克服路径的选择则直接提升了程序规则在反垄断法执法中的地位,现代反垄断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走向程序化。反垄断法程序化依托于现代社会对程序的特殊需求,根源于垄断及反垄断法的固有特征。反垄断法程序规则在构成上具有复合性,其价值主要在于对效率与公正的双重追求。在程序化的背景下,现代反垄断法的实施机制也具有了自足、多元与软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