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个维护"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

"两个维护",即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两个维护"不是凭空产生的,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从理论逻辑来看,"两个维护"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当代体现,是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创造性运用。从历史逻辑来看,"两个维护"是对我们党和国家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从现实逻辑来看,"两个维护"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问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是推进伟大斗争的战略选择。深刻理解这三重逻辑的理论意蕴,是深刻把握"两个维护"的极端重要性、以坚决的态度和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的基础和前提。     

从民事特别程序的实施现状谈司法权威的缺失与确立

在我国,司法机关的权利受到立法的严格限制,同时,习惯又促使我们过多的寻求行政机关或其他民间力量的救 济。而司法机关拥有合法的权利和令人信服的威望是法治的前提,因此,提高司法机关的宪政地位以及扩大司法机关的权力是必 要且必须的。     

试论我国的民主监督制度

监督是一种普遍的权力现象,一切权力都需要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民主监督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监督,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监督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民主监督的制度建设,目前已经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监督体系.民主监督制度在预防、惩治职务犯罪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新世纪亟须完善我国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也是行政诉讼中一个特有的问题。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宽泛程度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对此 ,有的学者认为所有的行政行为都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既不可能 ,也不必要 ,行政诉讼应实行受案范围的有限原则 ;也有的学者主张从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出发 ,一切行政行为都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文试图从行政诉讼的价值基础 ,立法宗旨 ,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入手 ,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予以剖析 ,并提出笔者的一点粗浅的认识。     

论检察权的定位——兼论我国检察机构改革

作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种过渡性权力,检察权兼具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双重属性.与此相适应,检察权的运作也遵循着检察一体与检察独立的双重机制.检察一体,包括组织一体和心理一体两个层面;而检察独立,则包括组织独立与功能独立.检察权独立行使,是其承担法律监督功能的基础.为此,必须通过相关制度设置,从资源、身份、资质、权利等方面保障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在我国,虽然<宪法>规定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但是由于宪法和法律对保障检察机关组织独立的具体措施缺乏规定,致使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面临着诸多障碍,其中主要是检察权地方化问题.因此,当前我国检察机构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保障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滥用职权罪罪过形式的认定标准

滥用职权罪罪过形式的认定标准应采纳结果标准说。从我国现行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出发,重大损失是滥用职权罪的危害结果,但不是滥用职权罪的罪量,不能作为滥用职权罪的客观处罚条件,也不能成为客观的超过要素。因此,应当将行为人对重大损失这一危害结构的心理态度作为滥用职权罪罪过形式的认定标准。     

构建我国立法效果评估制度

我国的立法机关注重立法前的调研和论证,对立法后的实际效果缺乏有效的评估论证,某些法律法规部分被执行或落实的不彻底的现象严重存在,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效果评估制度.     

公共利益界定的主体选择与立法模式

个人本位取代社会本位的趋势并不能否定公共利益的本意;宪政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制约可以通过在宪法中对公共利益进行抽象界定实现;地方立法机关有权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但不能与全国人大的界定相冲突。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模式选择,应采取由宪法进行原则性界定,由涉及公共利益的各法律文件进行具体界定的立法模式。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不作规定,而由有关单行法律作出规定的做法是不可行的;立法技术的不成熟不能成为立法机关逃避立法义务的理由;在私法性质的法律文件中界定公共利益是不得不为之举。     

香港特区基本法第23条的法理分析

香港基本法第23条未使用“授权”的语词,但属于授权条款,特别授权香港特区自行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香港特区第23条立法属于特别授权立法,中央监督特区立法的过程及其实施,香港特区第23条立法应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核心原则,明晰特区居民的权利界限,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对第23条立法负责,应主导第23条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