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的本土化设想——以对象模式为基点

社区矫正作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体现了刑罚执行由监禁迈入非监禁的人道化阶段,其实施也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而社区矫正目前在我国尚未建立统一体系,在适用对象、适用范围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待加强。本文以社区矫正对象为切入点来构建我国本土化的社区矫正模式,希冀对该项制度做出有建设性的探索和研究。     

论专利侵权判定中的禁止反悔原则

禁止反悔原则是限制专利保护范围不合理扩张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实质在于防止专利权人采取出尔反尔的伎俩，先在专利授权或维持程序中为了满足有关法律要求而对专利保护范围进行限制，后在侵权诉讼时又企图取消先前所作限制、扩大专利保护范围，从而两头得利，     

附条件批准逮捕制度的实证分析——以重庆市实施附条件批准逮捕制度为例

附条件批准逮捕是对我国现行逮捕制度的一种发展和创新，对于预防和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提高工作效率和办案质量、防止社会矛盾激化和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等具有积极作用。现行附条件批准逮捕制度存在诸多不足，可以在适用范围、条件、程序，以及跟踪监督、责任追究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的适用范围

2013年1月1日施行的修改后民诉法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但未对具体行使调查核实权的适用范围予以规定。故应秉承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遵循一定的原则,科学界定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的适用范围。     

论高校在学生刑事损害中的安全保障责任

大学校园管理应根据大学校园生活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注意义务,并采取必要的、具期待可能性的防范措施。也就是说,高校对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安全管理问题,除了要尽到合同法上的注意义务之外,还要尽到侵权法上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在高校刑事损害案件中,学校应尽到必要的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学校无过错则不应要求学校承担责任。     

论纠纷的可诉性

纠纷的可诉性是实现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的逻辑前提 ,纠纷可诉性的广度反映了裁判请求权的实现程度。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理论和实务界关于纠纷可诉性的标准或依据及范围的理解限制了裁判请求权实现的空间范围。纠纷可诉性的标准应当为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争议和人身关系争议 ,而并非限于民事法律关系争议。纠纷可诉性的范围包括民法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争议、应受民事法律保护的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引发的争议、宪法权利受到私法主体侵害所引发的争议。     

民法典中介合同的变革与理解——以委托合同与中介合同的参照适用关系为切入点

《民法典》中介合同章较之《合同法》居间合同章,增加了两个关键性的条文,并修改了个别条文的表述。中介合同参照适用委托合同规则的导入及其解读,与中介合同和委托合同内在关系定位密切相关。中介合同有别于委托合同,委托合同的规定并非全部可以"参照适用",应当根据中介合同的性质逐一分析判断。中介合同"禁止跳单"规则的导入,会与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制度的参照适用发生交错,面临报酬请求权构成抑或损害赔偿请求权构成之争。但即使可以参照适用委托合同任意解除,任意解除中介合同时可以肯定报酬请求权的,也仅仅限于构成"跳单"的情形,而不是所有的情形。     

司法鉴定领域分类和能力范围表述的国内外比较研究

对司法鉴定领域开展科学、有效的分类,进行统一规范的能力范围表述,有助于建立完整的司法鉴定标准化体系,能为司法鉴定机构合理规划组织结构、准确定位发展方向提供指引,也能为司法鉴定行业管理部门的规范化管理提供帮助。对该领域分类和能力表述开展国内外比较分析,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基础性研究。目前我国在司法鉴定领域的分类方法尚未统一,与国外法庭科学认可分类方法相比,尚有部分项目未纳入分类范围之内;国内能力范围表述在目的、方式、详细程度上与国外相比亦有不同。本文对国内外行业管理组织和国际权威认可机构司法鉴定领域分类及能力范围表述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解析其内容及差异,并提出了制定司法鉴定领域分类国家标准、扩展司法鉴定领域分类内容、适时调整司法鉴定能力范围表述内容等建议。     

日韩专利行政部门确认专利侵权制度比较研究

日本和韩国均由专利复审委员会来判断第三人实施的技术方案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即日本的专利侵权判定制度和韩国的专利权范围行政确认制度。日本的制度实际上是行政机关鉴定制度,其处理的案件数量不多,因此有效性遭到质疑。在韩国的制度下,行政确认的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却因此被指责与侵权诉讼重复且两种程序的法律关系模糊。两国制度的共同优势在于可实现专利侵权纠纷数量控制、具有专业性和公正性以及提供不侵权的确认程序等,因此属于行政机关实施的灵活的侵权纠纷解决或侵权判断机制。对日韩两国的比较研究可对中国提供有益启示,因为在中国仍需要保留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并需要对该制度作出进一步完善。     

我国惩罚性赔偿适用规范的系统构建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现行规定散见于若干特别法和司法解释及2010年实施的《侵权责任法》中,在适用条件的规范上散乱不一,适用范围上过于狭窄,主要限于产品责任领域。这样的立法现状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及要求,也不利于我国在对外开放中国际民商事交往正常与公平的开展,就民事侵权立法的统一性、系统性以及国际私法案件中承认与执行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需求来讲,我国亟需在《侵权责任法》中将惩罚性赔偿作为一般侵权责任补偿性赔偿原则的例外情形,系统构建该制度统一的适用条件规范,并依据惩罚性赔偿的法定性原则,分别在我国《环境保护法》及《知识产权法》中明确惩罚性赔偿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