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

理性是法理学的永恒主题。现代法理学的理性话语经历了从“理性法”向“法律理性”的转向,这实际上是法理学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法律与实践理性的关系体现为“法律是实践理性的体现”、“法律是行为的正当理由”、“法律是实践性信息”等命题。同时,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也具有客观性,其客观性基础在于实践商谈。     

裁判可接受性概念之反省

以“公众意见能够取代法律标准”为核心的裁判可接受性概念，实际上是以下两个方面的统合：一方面，公众意见能够被转化成正当化理由，因此才能取代法律标准成为裁判依据；另一方面，司法民主化要求司法裁判必须反映公众意见。但是这两个要素都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公众意见难以转化为规范性的正当化理由；第二，司法民主化可以分为直接民主化与间接民主化，并且间接民主化能够更好地与现行民主制度、裁判者的司法义务等要素保持一致，但是裁判可接受性概念中的民主化只是直接民主化的体现。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裁判可接受性概念缺乏存在的恰当基础。     

正确对待犯罪嫌疑人的翻供

近年来翻供现象有所上升。翻供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翻供的主要形式有先供后翻、变换侦查人员后翻供、起诉审判阶段翻供等。翻供的审查包括审查翻供的原因,审查翻供的内容,审查取证途径的合法性,审查供述的逻辑证明力。预防翻供则要全面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强化证据意识、提高取证水平,讲究讯问策略和方法,加强监管工作,重视对教唆翻供行为的查处与打击,侦查讯问注重运用科技手段等。     

当前“小金库”屡禁不止的原因及治理对策

“小金库”是当前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小金库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危害。治理小金库的办法。     

文化哲学:理性与人性的结合

文化哲学应当以理性关注人性 ,揭示人生的真谛。当代文化哲学是“属人”的哲学。实现理性与人性的结合 ,以理性引导人性 ,不仅是文化哲学本身的诉求 ,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哲学与人的相互接纳中 ,人提炼哲学 ,哲学改变人 ,理性与人性相携走向共生     

根治超期羁押 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

超期羁押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顽症。多年来,我国虽然采取了各种治理超期羁押的措施,但往往是“前清后超,边清边超”,此消彼长。超期羁押的存在严重地侵犯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妨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公平和效率,破坏了正常的司法诉讼程序,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通过对我国目前超期羁押的现状和其深层次原因的分析,结合国际准则,可以对我国超期羁押问题进行改革探讨,提出更贴近我国司法实践的解决问题的对策。     

公务员退休金制度改革：理由与方略

公务员退休金制度的核心是退休金的筹集与发放制度,我国迫切需要进行此项制度的改革,理由是:平衡国家与公务员的合理负担的迫切需要;公平公务员之间利益分配的必然要求;实现公务人员与非公务人员合理流动的现实选择。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国家与公务员个人共同负担制度,逐步建立多元的公务员退休保障制度;尽快与社会保障制度接轨,实现公务员退休金管理与服务社会化。具体步骤是:积极稳妥,分类分步实施,并赋予公务员一定的选择权。     

论法治的社会文化条件

多元主义文化、理性与自由主义传统、平民主义意识、超验宗教、城市文明五大要件是法治的主要社会条件。这五大条件是从西方社会文化中抽绎出来的,并在西方历史上迭次出现、演进,终于在18世纪汇成了足以影响乃至改变世界文明的法治长河。     

高职法学教育民事诉讼法学案例库建设的应用性研究

学科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民事诉讼法学课程必须进行案例教学,而教育改革和司法改革的进行,以及高职法学教育适应社会多元化需求,培养应用型人才目标的确立,又使高职政法院校有必要建立适应需要的、具有应用性特色的、专门的高职民诉法学案例库,并对其应用性进行科学研究.对于集中表现为以"应用性"为特色的高职法学教育民事诉讼法学案例库的建设和完善,不能是一劳永逸,而应当是一项长期的、与时俱进的系统工程.     

高技术立法规制问题的哲学探讨

近代以来 ,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而技术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之一。由此导致体外受精 (试管婴儿 )技术、克隆人技术、人体基因重组技术等一系列高技术的出现。其中 ,任何一项高技术一旦运用于社会 ,就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 ,必定转化为社会、环境、法律、伦理、生态等问题。这不仅对社会、人们的观念造成极大冲击 ,也对人类生存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利用法律 ,有效规范高技术就提到了议事日程。我国现有的科技法由于对科学、技术的本质没有深入的认识及立法的粗糙性 ,很难完成高技术时代的历史使命。因此 ,有必要从科技所涉及的最基本问题入手 ,经过哲学分析 ,对我国如何有效规制高技术提出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