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投资争议的“强制性仲裁”

传统理论与实践都认为，自愿性是仲裁的基础和核心。但随着国际社会与国际交往的发展。在国际投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了强制性仲裁。国际投资领域中的强制性仲裁的出现，对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是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新动向，而且随着发达国家通过投资条约及其他国际条约日益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以及发展中国家日益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度，强制性仲裁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其所涉及范围也可能从投资领域扩及到其他领域。     

公共行政组织建构的合法化进路

对待现代国家公共行政组织建构的合法化问题,有一种形式法治主义的主张,即通过民主代议机关的合法化模式。这种模式在方法论上有单一原因论、理想的形式规范主义和绝对的建构理性主义之倾向,它在解决当下中国行政组织无序的诸多问题方面力有未逮。而在实践中,另外一种可以称为开放反思的合法化模式的进路,以其多向原因论、经验的实质规范主义和复合理性主义之方法论倾向,在相当程度上发挥着重要功能。它并非彻底否定民主代议模式,而是传统主张之外的一条比较贴近中国现实的合法化进路。     

“育素质”视阈下实践教学方法的功能探讨——以J大学为例

实践教学作为一种较为直观、形象、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等方面具有无法替代的功能。经验表明，嵌套式实证教学可全面提升学生的实践力；启发与归纳式实践教学可增强学生的自组织性；互动式实践教学方法可提高学生的沟通力；层次化实践教学可增进学生的自我发展力。     

我国仲裁证据保全的缺陷及其完善

目前我国仲裁证据保全制度的规定还比较粗简，同时也显露出该制度的种种缺陷，诸如规定过于原则、体系残缺、难以操作、效率低下等；应针对该制度的缺陷，赋予受仲裁协议约束的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提高仲裁机构的程序地位，设立仲裁证据保全不当的救济机制等几方面来加以完善。     

志愿组织与公民社会的构建——兼论中国志愿组织发展

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传统的公民社会理论出现了转向，以哈贝马斯为先导的“公民社会-经济-国家”三分法的出现，与志愿组织在全球的发端和壮大的现实形成了紧密的契合。志愿组织成为当代公民社会研究的主体和核心要素。志愿组织是培育公民精神的载体、公民参与和意见表达的平台、公民社会与国家沟通的中介，并能够创造基层社会资本，对公民社会的构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济、政治、社会体制、文化因素的多重作用下，中国志愿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体现为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发展进程。     

大陆与台湾仲裁法——关于仲裁裁决执行之比较研究

随着中国大陆与台湾交流的扩大与加深，民间纠纷不可避免，仲裁日益成为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入手，就仲裁的相关法规、准予执行或不予执行的要件、管辖权、执行的进行、中止、恢复及终结、仲裁裁决的形成、仲裁裁决的执行力等方面分析了两岸仲裁法律制度的不同规定，并就其中的若干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浅析独立学院学生社团的管理

高校学生社团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广大学生知识、技能、能力的塑造和思想道德的培养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独立学院学生社团受其自身性质影响，不能简单照搬普通本科高校的社团管理方式，而需要特殊的引导和管理方式，才能确保其健康发展。分析和思考独立学院学生社团的管理方式，有利于探索独立学院社团组织和建设的有效途径。     

城市房屋拆迁运作方式的法律经济学评价及矫治

城市房屋拆迁运作方式包括协议拆迁和行政裁决两种。公共选择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分别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方式的法律经济学根据,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两种运作方式是符合法律经济学视角下的"效率标准"的。我国房屋拆迁实践中的突出矛盾是,当拆迁人发现达成拆迁协议的成本远远大于申请行政裁决的成本时,其就想方设法去贿赂政府官员,优先选择行政裁决,不仅被拆迁人的利益受损,而且变相纵容了拆迁人进行违法拆迁和行政官员的腐败。为此,我们借助法律经济学方法,通过将房屋拆迁划分为商业目的拆迁和公益目的拆迁两类,进行不同的制度设计;为申请行政裁决设置一系列程序;给予当事人充分的司法救济等方式协调矛盾,完善房屋拆迁运作方式。     

修法背景下我国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设立

现有的国际和国内体育争端解决体系基本都体现为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各国协会、独立体育仲裁机构(国际体育仲裁院或国内独立体育仲裁机构)、国内法院为主体的三层递进式架构。在我国,由于独立体育仲裁机制长期缺位,导致对内体育争端解决的专业性和法律效力不足,加之对外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衔接不畅,难以公平、高效地解决体育争端,甚至造成了国内争端的国际化。《体育法》的修订为完善体育仲裁机制提供了契机,其中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设立应以体育自治为基础,建设完善的体育仲裁机制,通过设立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进一步整合单项体育协会的内部仲裁机制,保障仲裁裁决一裁终局的效力,明晰仲裁范围,与国际体育争端解决机制形成平行且竞争的协同关系。     

投资条约仲裁制度改革的中国选择

投资条约仲裁制度有利于投资者保护,但其也存在易于导致东道国与投资者权益保护失衡等问题。中国应顺应国际上的改革大势和潮流,从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两个方面对投资条约仲裁制度进行改革,采取包括维护东道国的管理权、缩减仲裁庭自由解释条约的空间以及加强缔约国对条约解释的控制权等措施,以确保其能平衡保护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权益。欧盟倡导的投资法院制度虽然对争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有一定的限制,但是能纠正投资条约仲裁制度的某些重要缺陷,中国可考虑在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探索接受并改进这一制度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