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信任:法制现代化的深层内驱力

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制现代化所涉及的不单纯是法律制度构建问题,而在深层次上,更是一个包括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重构与转变问题。历史事实和现实实践一再表明,法制现代化离不开一种普遍信任的社会文化来启动和支持。普遍信任,是法制现代化最为深层的内驱力,也是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赖以生成和确立的社会文化根基。普遍信任的社会文化,生成于有限政府及民众习惯于合作、自治的开放式社会结构之中。探究普遍信任的生成及其对于法制现代化的根基意义,对后发现代化国家避免和克服本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理性贫困和危机具有深刻启示价值。     

律师执业权限扩展的制度应对——以检察机关制度完善为视角

我国于2008年6月1日实施的新《律师法》使律师的执业权限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打破了原来诉辩制度的平衡。因此，制衡的检察机关如何从制度层面上提升并完善权力的配置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检察机关可在检察权的完善、检察职能的内部配置以及建立证人保护制度、辩诉交易制度、检察机关内部审查制度等方面加以应对。     

建立我国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实证分析——以贿赂案件为例

本文通过借鉴域外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结合我国查处贿赂案件的实证考察,对在我国引入和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建立我国污点证人作证制度的构想,为完善我国打击严重的贿赂犯罪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历史考察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主要通过寺庙民主改革、寺庙爱国主义教育、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以及推动寺院教育和学衔制度的发展,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藏传佛教界的调整适应,以寺庙管理由堪布管理向民主管理发展、以寺养寺的经济制度得到确立和发展、僧人培养由传统的寺院教育向多元化教育形式过渡以及僧人生活方式向现代转变等世俗化变革为主要特征。     

私法中的“人”——法人体系的序列化思考

与传统的私法视角下、交易场合中，法人与自然人一律平等，皆为无差别的“私法中的人”的思维不同，在历史观中，“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是具有法社会学意义的两大法人“模型”。两模型之角力，体现为不同的法人类型通过消长其“社团性”，调整团体与团体成员各自就法人财产进行支配的“法律上的距离”，而排列为与其公、私域属性相适应的，促进社会整合的法人类型序列。在历史上这可呈现为各法人本质学说流派的论争，在当代则反映为某些民法典中，不同社会功能法人类型的财产权强弱之差序安排。最终这将促使民法扬弃对法人的狭隘私法定性，正视与回应法人跨越公、私体制的“复合人”特质，进而也提高民法应对社会分化与转型的能力。     

以系统思维方式谋求政治工作的系统效益

政治工作的效益与政治工作主体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思维方式变革是实践方式变革的先导。增强政治工作的系统性，要求政治工作主体必须建立起系统思维方式。确立系统思维方式要求政治工作主体树立全局观念， 增强整体意识； 树立层次观念， 增强政治工作系统运行的有序性； 树立动态观念， 坚持在发展变化中做好政治工作； 树立优化观念， 实现政治工作系统运行的最佳效益。确立系统思维方式将极大地推动和促进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     

自诉制度设立上的困境与出路

自诉制度实际上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民起诉权的有限制的保留,但是自诉制度运行时,存在实际运行情况与设立目的之间存在巨大反差、自诉人主张权利的行为的基础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自诉制度证明标准的设置与自诉人取证能力的相对削弱、自诉制度在实际的司法层面上成为分担国家负担的方式的问题。因此,自诉制度的存在与价值受到了质疑。但是,立足于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权利的制约与主张、刑事诉讼行使方式的正当性的要求,应当保留自诉制度,同时,为了推动自诉制度的良好运行,应当对自诉制度进行改良。改良的措施为:放宽自诉案件的起诉条件,设立自诉制度运行中的国家帮助机制,设立自诉制度取证的私立机构帮助机制,充分发挥检察监督的作用。     

宁夏民营企业发展的策略分析

宁夏民营企业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批具有浓郁回族文化特点的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脱颖而出，成为宁夏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呈上升趋势的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失控的表现之一,已成为东西方国家目前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从总体上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符合社会进步和世界潮流,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有利于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矫正未成年人犯罪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对贯彻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挽救、教育和改造方针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关于劳动教养制度基本问题的思考

劳动教养制度问题是近年理论界争论激烈的问题之一，随着禁毒法的实施，劳教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新的历史关口，劳动教养的出路在何方？首先在方法上，必须要有创新，其次在立场上，必须处理好几种关系：理论研究者与制度的决策者、执行者之间视觉上的关系；制度设计与制度实际运作之间的关系；西方化与本土化关系等。在此立场上，再进行制度的选择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