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条款的法价值机理与规制新思路——兼评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

格式条款因其有助于交易的迅捷而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消费领域,但其亦日益沦为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利益的工具,并愈演愈烈。因此,此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着重从防范格式条款滥用的角度对其进行修缮。但是,如果深入剖析格式条款制度所蕴涵的效率与公平法价值及两者间的运行机理,则会发现此次防范和规制格式条款的修改思路依然是旧有规整思路,难以取得法律修改的预期效果。合理而正确的规整思路应当是,区分不同消费领域对公平与效率价值的强弱需求,然后在遵循不同法价值机理的基础上配置相称的规制手段。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基础与特征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是西方社会政治现象的反映,是解构当代西方政治的基础。时代的变化、国情的差异,使得制约西方政治思潮的基础与条件日趋复杂。政治思潮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并形成了关注现实、主题泛化和流派纷呈的基本特征。     

对我国综合行政执法相关问题的思考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主要体现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其中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精髓.然而.多年来我国的行政执法工作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着概念不清、多头执法、政出多门等诸多问题,给社会和谐与人民生活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本文对行政执法的概念、方式、权限、过程问题进行了分析,厘清了行政执法工作在政策理论和社会实践中的误区,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开展行政执法工作提出相关的建议.     

论盗窃网络游戏虚拟财产行为定性的法律根据

我国司法实务对盗窃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行为存在较大的分歧。其中的盗窃罪定性较为切合实际,但说理并不充分。网络游戏虚拟财产在本质上是一种债权凭证．我国法律将作为债权凭证的纸币拟制为物的先例说明完全可以将虚拟财产归入《民法通则》、《刑法》、《继承法》所规定的“其他财产”以及《物权法》所规定的“其他动产”之列。据此,盗窃网络游戏虚拟财产构成犯罪的,同时触犯盗窃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两个罪名。属于想象竟舍,可择一重罪处断。     

传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

在社会进步和法律发展的进程中 ,人的发展、方法论的创新以及多元化一直是并且依然是社会的关注点 ,更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时代主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在新世纪的基本走向是“回到马克思”。立足于民族与历史 ,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全球化”作了精辟的阐述 ,“现实的个人”是同全球化一起成长的 ,而法律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 ,在法律全球化过程中 ,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受到的冲击也是必然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全球化意义在于 :在法律改革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 ,我们要主动适应、积极参与 ,而不能被动地适应和接受。     

面对中国的法学

本文通过对 2 0 0 3年所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和刘涌案的反思 ,指出中国的法律人必须重新在中国的环境中理解法律 ,在中国社会变迁的时空中来理解中国的法律问题 ,要更多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和视角 ,审视包括法律人自身的一切。     

法律的“人本精神”与依法治理

无论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律观中 ,还是从西方法治的发展变革中 ,都会看到浓重的法律“人本精神”。然而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我们的依法治理进程中却出现了法律工具理性的扩张 ,从而迷失了“人本精神” ,因此 ,摒弃法律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 ,弘扬法律的“人本精神” ,就成为当务之急     

中西法律文化的对比——韦伯与滋贺秀三的比较

本文通过韦伯与滋贺秀三关于中西方法律文化方面思想的比较 ,试图揭示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 ,并对两者的部分论断提出了质疑。     

知识产权法哲学理论反思——以重构知识产权制度为视角

知识产权制度历经 5 0 0多年的发展 ,现已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尤其是WTO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协定》诞生后 ,其地位日益凸显。但是 ,过分强劲的知识产权保护 ,使其遭遇了“知识产权怀疑论”、“反知识产权论”和“知识产权僵化论”三股新思潮的冲击。此三股思潮中任何一股的成立 ,都将从根本上动摇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基础 ,严重地甚至可能导致知识产权制度土崩瓦解。因此 ,有必要对知识产权法哲学理论进行反思 ,对此三股思潮进行阐释 ,以重新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知识产权制度。     

论法律与理性

理性作为非权力话语 ,是法律人自我理解的前提 ,而自我理解又是法律人自我存在的依据。法的规律性认识可以通过运用人的本能的理性来获得 ,理性已不单是一个人的理性能力问题 ,而涉及主体相互间的语言沟通、交涉与理解的架构。我们对法的理性的理解 ,通常是从认知理性与道德或实践理性两种意义上来认识与讨论的。人们对法与理性的认识不是被动意义上的认识 ,而是一种解放性、扬弃性的认识。所以 ,法的理性还是一种批判能力。法的信仰不能超越理性。信仰一旦超越理性、为信仰服务 ,则将导致理性丧失生命。如果我们不能正视或无力回应当前理性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 ,我们就无法切实地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充分而有效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