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的理想信念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应和灌输科学的思想理论,三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坚持学习与实践,拓宽教育渠道,更新教育方法等各个方面结合起来,使新时期的理想教育更有实效.     

浅议近亲属作证豁免权

“亲亲得相首匿”是我国古代的司法传统,这一传统也为现代世界刑事司法潮流所认同。而我国当代刑事司法却忽略了特殊证人———近亲属证人的权利,即拒绝作证权。我国刑事诉讼中应建立近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     

浅析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爱国是道德的灵魂．守法是道德的后盾．明礼是道德的窗口,诚信是道德的支柱．团结是道德的品格,友善是道德的标准,勤俭是道德的传统,自强是道德的追求,敬业是道德的表现,奉献是道德的境界。     

货币犯罪疑难问题研究

货币犯罪的法益既包括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又包括货币的公共信用;货币犯罪中原则上,伪造既包括伪造也包括变造,伪造既包括有形伪造,也包括无形伪造;变造既包括有形变造,也包括无形变造;刑法总则第十四条关于犯罪故意的规定决定了货币犯罪行为人对“货币”的性质均应当明知;持有假币罪过重的法定刑设置违背了持有型犯罪的法理。     

邓小平对于我党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的贡献

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冲破“两个凡是”，解放思想，破除僵化的宣言书；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深刻地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它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他为我党重新确立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重大贡献。     

远离民愤抑或迁就民愤——论民愤在刑事司法中的角色定位

民愤影响定罪量刑是中国刑事司法的现实图景。民愤作为外在的监督力量能够促进司法的良性运作,我们应该正视民愤,杜绝打击、压制民愤,让民愤得到充分表达;但是,司法有其独有的运作规律,民愤与司法在案件的具体裁量上存在着种种冲突与矛盾,民愤不应干涉到个案的具体裁量。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应然追求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一直是个争议问题.在刑事法治观念日益深厚而刑事政策地位日隆的今天,讨论二者的关系意义尤其重大.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核心,是在区别二者前提下的互动、制约、促进关系.刑法对刑事政策的制约主要涉及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是法治的要求,是权利保障的要求;刑事政策对刑法的指导主要体现在法律的制定、实施和法律变革上,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防卫的要求.而倡行法治、保障人权是刑事政策和刑法都应该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已为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司法实践所证实的理性选择.     

实事求是拒斥一切理论权威

实事求是不需要人为地附加任何指导思想。理论权威是对实事求是的限制和误导。实事求是是对理论权威的超越和革命。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拒斥一切理论权威。     

“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的学理解析

由于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及司法解释欠缺指导理论,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也未能清晰界定基本的证据法概念,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将各类不同的证据规则都以"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的形式进行规范。从证据法理上可将我国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大致分为四类,即狭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的客观性保障规则、证明力评价规则、严格证明规则。对于这四类规则,要分别从法理出发探讨其合理性及适用问题。对于狭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说,要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以典型案例等有效方式对其实践适用进行指引;对于证据的客观性保障规则来说,要使其具有必要的灵活性,并改变其适用方式;对于证明力评价规则来说,那些对法官采信证据形成不当限制的规则要根据具体情况谨慎适用;对于严格证明规则来说,要将严格证明解释为一个独立的成为定案根据的条件,并且完善举证质证方式、心证公开等配套措施。     

论罪名的确定及其原则

就形式意义而言,罪名的确定即确定犯罪之名;就实质意义而言,罪名的确定揭示犯罪本质。罪名的确定同时还是司法机关的一项刑法解释活动。罪名确定的原则在充分实现罪名功能要求的基础上,应当反映其属性特点。罪名确定的原则应坚持以罪状为依据、准确、简明以及合法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