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受益人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保险法上之受益权,是指基于保险契约而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保险受益人制度是保险法中的重要制度之一。我国目前的保险法所确定的受益人制度仅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而不适用于财产保险,即否认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存在,这样的规定必然带来困惑。同时,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受益人制度的规定也存在诸多不够清晰甚至相互矛盾的地方,以至长期以来,在学界、保险实务及司法实践中就上述问题引发诸多争议,实有理论澄清和立法完善之必要。     

行政调查活动的法律程序分析——以相关法律制度规定为样本

在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行政调查被作为两种概念在使用,一是指行政调查方式,一是指行政调查活动。行政调查应当是指以查明事实为目的的全部调查活动过程,其本身不具有行政行为的独立法律意义,而行政调查方式是实现调查活动的手段或措施,须以法律规范明确授权为限,且可能独立表现为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区分依职权与依申请两种不同程序模式下行政调查的程序规制,并对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与被调查人的法律地位予以区别。     

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诉讼化改造探析——兼论审判权的独立行使与法律监督的冲突与协调

权力制约论是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直接理论依据,司法实践是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现实基础,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新要求和新期待是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内在动力.对检察机关派员列席审委会制度的反思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程序设计与程序运作的反思,二是对影响程序设计与运作的观念反思.在改造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程序时,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改造,更需要观念层面的转变与更新.应当深化审委会制度的司法性,有限度引入被告人权利机制,实现审委会程序的诉讼化；明确法律监督的合理界限,建立法律监督的诉讼机制,确保审判权的正常有效行使；确立事后补救措施,旨在为被告人诉讼权利提供保障.     

反腐治本之道：制度推进、参与氛围和常态化反腐路径

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富裕，改革进入了矛盾冲突的多发期，贫富差距和遏制腐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为反腐败作为保障分享式发展的基础环节，不仅要惩戒贪腐，而且要提供一个公平、透明和利益分享的公共秩序，从而让更多的中国人富裕起来并且富而有礼。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看能否在既得利益、权力和人情的复杂纠葛中探寻到腐败扩散的机制，进而通过制度推进和公民参与来阻断它并进行主动防御。这便是公民文化框架下的防腐扩散机制。它包括微观结构上的资源开放、规则透明、问责制等流程，和宏观秩序上基于“民治才能民有”的制度建设和形成“人人起来负责”的参与氛围。这种微观结构与宏观秩序的互动，将有效稳妥地解构既得利益圈子，使熟人文化走向公民文化，形成对腐败的普遍抵抗机制，从而克服古典治理的困境，冲破“历史周期率”的命运，最终完成中国社会从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的转型。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辨析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有许多需要再认识之处.它的提出绝不仅仅为了剿共,而有其特定的多重原因;安内的对象不惟中共及其军队,是变化的、多样的;它非蒋介石一人之主张,而是得到国民党和社会一定程度的认同;其反动性应看是否反人民、是否损害国家利益,而不宜以是否反共论.     

犯罪既未遂疑难问题探讨

从客观的违法论的立场看,涉及生命等重大法益的间接故意犯罪的未遂也具有科处刑罚的必要性。我国立法既定性又定量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在讨论既未遂的问题时,必须确定我们是在应然层面还是实然层面进行讨论这一前提,否则,国外相关的研究成果搬到我国后,可能就是南橘北枳。     

再谈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多面体,只有把它的方方面面搞清楚,才算是真正认识了当代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孕育着许多新的社会因素的社会制度;一个既是社会主义批判对象又是社会主义借鉴对象的社会制度。     

"辞官下海"与廉政监控

本文简述了近年来出现的我国第二次党政干部辞职经商办企业的类型、特点及对廉政建设的冲击,阐述了在职党政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的廉政义务,论证了离职党政干部在离职后的一定期限内仍然负有这一义务,分析了这一义务的例外情形,主张对离职党政干部到企业任职作更完善的制度建设和更有效的监控.     

略论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要求政府政策在制定与执行中要考虑到保障普通居民的利益,而社会中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要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防止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就要对目前政府运行机制进行改革,实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与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完善我国人大制度,发展我国的非政府组织,让公众能更多的参与到政府政策的决策与实施中,切实把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落到实处。     

论单位犯罪过失的特殊性

单位犯罪过失的特殊性体现在单位意志的认定、单位应当预见的内容、单位预见可能性判断标准和单位监督过失等方面。单位意志的认定可以从决策机构、决策程序和利益归属三方面进行考量。基于单位特殊的认识能力和意志能力,单位应当预见刑法规定的具体危害结果,对预见可能性的判断标准也应采用“客观说”。单位监督过失不仅存在于单位未恰当履行对成员的选任监督义务的场合,也存在于单位怠于确立合理的管理体制、规章制度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