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博弈——基于权利成本与政府负担的视角

任何权利的实现都需要成本，无论如何，该成本都需要由政府支付。基于政府实现公共利益的角色，权利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不可避免。二者之间的博弈就在于权利的实现需要成本的支付，公共利益的实现也需要政府来负担。     

领导干部对群众利益诉求的应有姿态

伴随着社会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调整，利益矛盾凸现，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意义越来越强烈，领导干部应以什么姿态应对群众利益诉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利益原则为指导，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理性认知群众利益诉求；真情倾听群众的利益诉求，积极回应群众利益呼声；以为民谋利为己任，以帮民解困为荣悦，以未尽职责而愧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为人民群众公平公正合理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现实，让人民群众满意，让人民群众更加积极地为创造我国社会发展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贡献最大的潜能和智慧！     

物尽其用与矿业权出资入股

判断资源是否得到了合理的配置，需考虑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在供给有限的前提下，合理的资源配置决定着人们的需求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决策含浪费稀缺资源，降低需要被满足的程度。就矿业权来讲，它在取得时已经发生了大量的成本消耗，再加之资源存在的有限，若将之用于出资，既是封矿藏价值的尊重，又可实现价值利用的最大化。本文试从矿业权物权理论出发，阐述矿业权出资入股符合物尽其用原则的要求。     

公共役权的概念和性质

公共役权，是公益事业、国家或公众取得一种要求相关不动产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承受某种负担的权利。公共役权调整国家和不特定公众与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市委书记个人特征与GDP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GDP百强市10年1000份市委书记样本的数据分析

当前,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各地GDP发展动能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GDP百强市何以傲视群雄,实现GDP高质高量的发展?除了传统的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外,地方领导与地方经济发展是否存在一定关系?通过对2017年GDP百强市2008-2017年间1000份市委书记个人特征和GDP增长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市委书记晋升途径和GDP增长呈显著相关关系;市委书记年龄和任职市数量均与GDP增长呈“倒U型”变动关系,其中最佳任职年龄是54.68岁,最佳任职市数量是2.787个;市委书记的性别、学位、本科学校性质、基层工作经历与GDP增幅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关系。结合实证结果,提出了领导者选拔任用的政策取向。     

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规模也有扩大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诱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是,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缺乏有效的救济渠道。为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创建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化解群体性事件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让其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二是政府要依法行政,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三是确保司法公正,强化司法权威;四是公民应依法行事,理性对待群体性事件。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解读“无直接利益冲突”这一社会矛盾的新形式,我们不难发现,它对于推动我国的民主化进程、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既有消极的作用,也有积极的影响.正视这一客观事实,积极预防、理性对待、妥善处置“无直接利益冲突”,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     

执政生态与党内利益冲突的防范与治理

构建行之有效的党内利益冲突防范和治理机制,建设反腐败斗争的坚实堡垒,必须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公共权力界限,健全党员领导干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学前教育立法中的落实

在学前教育立法中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应以明确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合理内涵为前提条件,以在立法中列举评判儿童最大利益的各项要素为重要内容,以建立程序性机制为重要保障。我国《学前教育法草案》还存在弱化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地位、评估儿童最大利益的考量因素过少、缺乏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程序性保障等不足。我国应当在学前教育立法中凸显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法律地位,明确儿童最大利益的评估标准与确定机制,制定落实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程序性机制。     

论刑法的干预边界

规范刑法的干预边界有进一步强化刑法对社会治理的作用,然而当刑法干预的边界超过一定的范围则有可能变成恶法。因此,确定刑法的干预边界时要充分运用法益保护原则或伤害原则,在此基础上尊重自我决定权,衡量刑法的现实操作及刑罚的不替代性。而对于刑、民的边界问题,主要衡量行为的危害程度。至于行政法中与刑法竞合的部分,除了考虑行为的危害大小,更要考验法律适用者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