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利益的民事立法保护与救济

民法能够有效地发挥其维护主体民事权益的功能,就是因为其拥有一整套完备的民事权益体系,并针对民事权益进行全面的保护与救济。现如今,处在环境问题以及其带来危机的大背景之下,应将"环境利益"纳入民事立法之中,促使主体利用自然环境的权利得到民事法律的保护与救济。通过确认环境物权、引入环境人格权,以及对《侵权责任法》相关内容的完善,进一步加强环境利益在民事立法中的保护与救济。     

身份犯的处罚根据论

身份犯的处罚根据问题是身份犯理论研究的基础性范畴,它直接决定了身份犯具体问题的展开。发端于大陆法系刑法中的"义务违反说"、"法益侵害说"以及建立在二者基础之上的"综合说"都不能圆满地说明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我国学者关于此问题的个别看法也不无纰漏。以"身份法益侵害说"作为身份犯的处罚根据,则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与公共利益研究

一般认为著作权法是私法,以保障著作权人的利益为归依.然而,随着网络时代著作权人专有权的不断扩张,作为限制著作权人权利的合理使用制度越来受到重视.一方面,合理使用制度保障了公众对作品的接近、增进了知识和学习、促进了民主文化;另一方面,公共利益又是判定某一使用作品的行为是否为合理使用的重要指标.从公共利益视角审视合理使用制度,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合同解释中的司法能动与克制

法官对合同的解释无法脱离其能动性,而主观性的解释须以客观性为目的。当法官在合同解释出现障碍时应恪守两个标准：理性第三人标准和社会公共利益标准。同时,必须对法官的能动性予以下列限制：法官在适用理性第三人标准时,应尽量避免以所谓的＂理性第三人＂之名而作出偏离缔约人真意的解释;法官在合同解释中的自由裁量权要受合同解释规则、合同文本内容、法官职业共同体之规则、公平、正义、诚信等基本原则的限制。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服务型政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点和维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理解“服务型政府”,同样存在诸多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其基本内涵和外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不宜一概而论。在行政法上,“服务型政府”并非法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导向理念。它不仅指导以狭义的“服务”等给付为其职能的政府,而且还指导以惩处、强制等规制为其职能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最好体现。     

论聚众淫乱行为不应纳入犯罪圈

我国《刑法》第301条第一款规定了聚众淫乱罪,但将此种涉及隐秘私生活的行为界定为刑事犯罪,并不是其他国家普遍的做法。从法益侵害理论、刑法谦抑性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价值论等角度衡量,将聚众淫乱行为犯罪化缺乏合理性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国家刑罚权的滥用,是刑法对道德领域的入侵,易导致刑罚的负价值。因此应将聚众淫乱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     

各国警察执法保障对策比较研究

对比研究中外部分国家警察执法保障相关立法规定。在借鉴国外警察执法保障相关立法经验和我国警察执法保障现状的基础上,探索完善我国警察执法权益保障的对策。其中包括：建议单独增设袭警罪;建议修改《人民警察法》第三十第五条规定,加大对侵犯警察执法权力的处罚力度：规范合法警用暴力的使用标准。完善警察执法保障的其他建议是：建立完善人民警察维权的机构;充分发挥警用装备的作用;提高民警自我防护意识;强化民警执法素质和执法活动效能的训练。     

浅论经济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是关于法的目标、理想或主要功能作用的抽象,是法律科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实质公平与正义在经济法领域的特殊表现,是经济法基本精神的具体化。而经济法以追求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平衡基础之上的社会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是经济法宗旨、原则赖以存在的前提。追求实质公平与正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的价值目标。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域化管理法制建设研究

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到公民多项权利,更关系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实行区域化管理,打破传统的管理方式,实现结合区域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将有效推进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工作。正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域化管理法制建设具有多维的法价值尤其是安全价值,凸显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域化管理法制建设中要以安全为首要价值、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本理念,有效推进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进程。     

论加强消费者权益的倾斜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自颁布以采,其运行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者弱势地位更加明显,维权难度日益增加。《消法》需要在倾斜保护的立法理念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障,通过增加消费者的权利和完善鉴定机构等途径提高消费者维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