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控制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困境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规范依据,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政府自身存在私利,在不受控制的权力作用之下,政府会为了实现私利而将其掌握的信息加以垄断,由此产生形形色色的不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此,政府信息公开所面临的主要难题乃是如何实现对政府权力的控制。而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范在权力控制方面有所欠缺,而权力受到内在或外在控制的宪政机制在我国难以发挥有效作用。这正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所面临的各种困境的真正成因。     

浅析有限责任制度下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自有限责任制度创立以来,关于其利与弊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效率与安全作为公司法的两大价值目标,如何在投资者的利益与债权人的利益之间取舍,如何做到平衡兼顾成为公司法关注的重点.在有限责任制度的框架下,如何在最大程度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又不失其鼓励投资的积极性是值得探讨的课题.同时,金融危机也更多地暴露了有限责任制度的逐利...     

论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是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的公民参与存在一些限制性因素,与公众高涨的参与热情相冲突。应该在充分肯定公民参与价值的基础上,区分政策类型、寻找灵活的参与方式,满足公民参与的要求。从多方面努力,建立起有序的、常态的公民参与体制。     

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的理论与实践渊源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凭空产生,一定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及其实践意蕴,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的形成和发展也不例外。考察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不难看出其理论渊源及实践意蕴既有中国优秀传统思想的滋润,又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直接启迪,更有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实践的洗礼与熏陶。研究和探讨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的理论渊源及其实践意蕴,对于如何正确理解和认真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内涵与科学真谛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启迪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的路径锁定与突破

城市化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边际报酬为正的产业部门,是推动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而我国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存在户籍、社会保障、教育等制度障碍。为促进农民分享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收益,需要打破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路径锁定,实施制度创新,需要解决因城市化发展与农民权益缺失的矛盾,让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相等的权益或待遇。     

"最好矫正日常生活视力"在司法鉴定中的意义

目前我国法医学鉴定实践中有关视力障碍的评价主要是以WHO防盲研究小组于1973年制定的疾病分级标准为依据,所考察的是"最好矫正视力".有时最好矫正视力与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的视力可能不一致.WHO于2003年新制定的盲及视力损害分类标准,提出用"日常生活视力"取代"最好矫正视力".在司法鉴定实践中由于伤者的夸大或伪装,"...     

Diplomatic Interactions and Negotiat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ole of state actors, organization agencies, and individual agents in diplomatic interactions and negotiations. States as diplomatic actors, organizations as diplomatic agencies, and individuals as diplomatic agents enter into complex and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s. Proposing a three‐level analysis of interstate interactions and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I argue that no diplomatic negotiation happens without interactions between parties at the state, organizational, and individual levels. The agency–structure paradigm provide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behavioral and structural properties of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Diplomatic negotiation employs specific forms of interaction, using a distinct language, protocol norms, symbols, ceremonies, and rituals. The state's “self” (as a social conception of its identity, values, and interests) affects the process of diplomatic negotiation. By managing, organizing, and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at the actor, agency, and agent levels, negotiating parties can advance the proc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diplomatic negotiation.     

嫖宿幼女罪保护法益的正本清源——兼谈嫖宿幼女罪未来的修法方向

嫖宿幼女罪保护的并非"社会善良风俗"、"保护幼女"的社会观念或者"禁止卖淫嫖娼"的社会管理秩序等社会法益,也不宜界定为"身心健康"或者"健全人格养成"等个人法益。从本罪应然的立法目的考量,应当将其保护的法益界定为"性生理、心理的健全成长权",而且,嫖宿幼女这一客观的行为模式也不足以导致对其需要单独制罪,因此,应当将本罪回归由奸淫幼女型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进行规制,同时考虑到新旧法之间的衔接以及幼女卖淫的特殊动态,建议在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中增设对嫖宿幼女行为的相应规定。     

民事调解书的检察监督

对民事调解书进行检察监督是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新规定,也是我国检察机关的新任务。对调解书的监督与对判决、裁定的监督存在多方面的差异,只有充分认知和把握两者的区别,对民事调解书的检察监督才能顺利进行。民事诉讼法第208条中的"调解书",解释上应包括调解笔录、司法确认裁定书,但不包括仲裁调解书。对调解书的监督,应当采用依职权监督的方式。授权检察机关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进行监督的规定属于法律中的一般性条款,检察机关正确实施监督的关键在于恰当界定调解书是否损害这两种利益。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应当采用目的性扩张的解释方法,调解书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严重违背社会公德、损害集体经济组织利益、损害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也应当视为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损害案外人利益的虚假诉讼的调解书,也应成为监督的对象。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08条时,还应注意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在一些情况下难以精确地界定和区分。     

内幕交易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

证券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研究,需要借助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并重新审视内幕交易的行为本质。投资者因内幕交易而致权益被侵害是完全被动的,"比较优势论"有助于实现对内幕交易行为及其侵权责任的整体认知。内幕交易侵害其交易对手——"善意同时反向交易者"之"以信息对称为核心的公平交易法益",而非投资者的"知情法益"。内幕交易行为提升了投资者亏损发生的客观可能性,二者之间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联。依托以原因力、有责性、公平性等若干要素为中心的理论与价值判断体系,并贯彻侵权法之填补及预防损害的补偿性功能,经论证可知内幕交易侵权行为引致的损失限定为对手"交易损失的一半",但应以相当于内幕交易人非法获利(包括所获收益或避免的损失)的投资者损失额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