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强化党的核心凝聚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群众工作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保障我国社会转型顺利进行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随着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社会冲突性事件频发、党群关系恶化,我党的核心凝聚力及社会凝聚力不断下滑,社会稳定和发展受到较大的影响和阻碍。新历史时期下,社会凝聚力建设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任务。只有进一步深化发展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才能确保我党和国家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经济发达地区福利结构差异的政治经济分析——以辽宁、浙江和广东三省为例

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后不同区域的福利水平和福利模式逐渐趋异。例如,辽宁省在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类福利支出较高而教育类福利支出较低,浙江省的教育福利类支出较高而社会保障类支出较低,广东省对于这两类福利支出的比例都偏低。福利支出结构的差异源自于这三个省份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商关系。作为理性行为者的地方官员,为了推进地区GDP(晋升指标)增长和扩大税收,会在福利支出的结构上跟随当地主体类型企业的福利偏好。     

试论条理法在调整特别权力关系中的作用———以公立高校管理行为争议解决机制为例

在大陆法系长期扮演重要角色的特别权力关系已不断变异和逐渐式微,应当积极探索和发展更符合行政法制实践要求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和行政法规范体系.实践证明,仅用一般法规范调整特别权力关系有许多局限和无力感,重新认识条理法已成为行政法制建设的新课题,不仅运用一般法规范而且兼用条理法来调整特别权力关系就体现出特殊优势并具有特殊功用.公立高校管理行为关系尚属具有特殊性的一类特别权力关系,许多典型事例表明公立高校管理行为争议解决具有复杂性和特殊困难.积极运用条理法有助于系统和妥善地解决公立高校管理行为争议,有助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推动公立高校和谐发展.     

新时期乡村关系冲突的成因分析

在现行“乡政村治”格局中,以乡镇党政机构为主要组织形态的乡政权与以村民委员会为主要组织载体的村治村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冲突或矛盾,引发和加剧乡村关系冲突的因素,包括规范化的制度供给短缺,乡镇政权地位与功能的特殊,村委会双重角色的失衡,乡政村治拥有的资源不对称等。     

义利关系:历史性与现代性

在当代多元化、差异性的社会中,“义”的“私德”性质淡化,“公德”性质突显,其内涵已不再局限于个体之“道义”,而根本上吁求社会与制度之“正义”。构建当代转型社会的制度之“义”,以最终实现“义利统一”的道德机制,成为传统义利观转型与发展的现代性视域。     

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刍议

藏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有的民族心理素质、民族情感、风俗习惯、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和自成体系的习惯法规。这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特征,随着民主改革和社会的进步而逐渐被削弱。但旧习惯法中的赔命价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家法律的贯彻执行,产生了一系列执法活动中的矛盾和冲突。这就要求司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和规定,以便妥善解决与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现象有关的特殊问题。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关系协调

乡村关系冲突是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乡村关系冲突从根本上主要是由乡镇政府在我国权力体制中的特殊地位、村委会在利益角色上的双重性和乡镇政府在利益上的自利性、乡村关系在法律规范上的制度供给短缺造成的。建设新农村,必须通过转变理念、创新体制和完善法治对其加以改进与完善。     

刑事执行法律关系探析

刑事执行法律关系是刑事执行法典制定过程中必须深入研究的带有前提性的理论问题 ,刑事执行法律关系是刑事执行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而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刑事法律关系在性质、构成以及刑事执行法律事实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属性 ,是制定刑事执行法典的重要理论依据。     

“工荒”背景下的青年民工组织化与劳资关系整饬

当前青年农民工已经作为一个新的阶层出现和崛起，集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也在萌生。在“中国制造”工业化如火如荼的进程中，“政府-资本-工会”三方均衡模式并没有随之形成，在“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中劳资博弈出现了新生代民工用脚投票的现象，“工荒”成为劳资关系局部失衡的表现。由于新生代民工数量的规模化没有随之形成组织化，他们缺乏可靠的权利维护机制和资源获取机制。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平衡是我国劳资关系走势的基调，它的实现有赖于通过民工组织化的力量来解决，有赖于公共部门摒弃纯粹的发展主义，在劳资关系上培育合作主义，从而塑造生成互惠互利、和谐共生的新型劳资关系。     

诚信原则与法律解释关系探析及其启示

诚信原则作为一般条款是法律解释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合理适用这一原则又需要统一的法律解释方法。只有在立法上确认诚信原则和自由裁量权，用法律解释方法对诚信原则的直接适用加以限制，才能使相关审判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