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机关运行保障计划的法治化

机关运行保障计划是保障各级党政机关依法高效运行、建设节约型机关的重要行政手段,应当将保障计划纳入到机关运行保障立法中,为机关运行保障工作提供规范指引与制度支撑。厘清机关运行保障计划及其法治化的内涵,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探索机关运行保障计划法治化的实现路径:夯实机关运行保障计划法治化的核心要素,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保障计划确定程序以及合法灵活的保障计划调适程序。     

信息化条件下农业生产成本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研究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农业应对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实现健康快速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受多种因素的约束,信息化程度便是其中之一。理论及实证分析证明,信息化能有效降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各种成本,使农民在结构调整中获得更大的收益,进而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研究

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有计划地科学推进,需要国家根据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况统筹考虑相应的扶持政策。从西部地区的实际出发,继续完善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扩大税收优惠的范围、增加税收优惠的方式和建立西部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对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改善生态环境、扩大内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和战略意义。     

分配正义的双重路径及其法律调整

财富分配不公是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难题。针对该问题,有学者仅从财富分配正义的单一价值目标展开有关探讨,而忽略或较少涉及到风险分配不公的问题。由于社会分配的对象既包括"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也包括"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因此,社会分配正义价值目标的实现亦应相应地包含财富分配正义和风险分配正义的双重路径。基于此论点,本文探讨了财富分配正义和风险分配正义各自不同的运行机理和两者之间的互动逻辑关系,并从法律调整的层面上提出和论证了财富分配正义中的"机会正义"和"结果正义"问题以及风险分配正义中的"归责前置机制"和"责任承担机制"问题。     

论公众共用物的法律保护

公众共用物系指不特定多数人的可以非排他性使用的共用物,例如大气、水流、海洋、森林和荒地等环境和自然资源。公众共用物既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私有物,也不属于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财产。公众共用物是公众自由活动、相互交往以及与自然交往的地域、空间和舞台,是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食粮,是激发和促进人的思想、理想、情操、美感和艺术的渊源,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生态人社会人、人之所以得以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是人类、社会、经济和生态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源泉和基本资源。目前我国公众共用物因受到来自各方面和各种形式的污染、破坏、损害、侵犯而面临着退化、萎缩的危机,急需加强法律保护。公众共用物使用权是指不特定多数人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资格、自由和力量。作为公众中一员的每一个人都有公众共用物使用权。对公众共用物的保护和法律调整,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或"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或"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利用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和"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三只手;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而应该从实际出发综合采用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这三种调整机制;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中央集权、自由竞争、公有制和私有化手段,而应该根据现实需要适度地进行集权、分权、自治和实行公有、私有、共用措施。我国的法律应该充分发挥公众、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和特点,逐步建立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综合调整机制、善治机制,避免"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和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所谓的"双重陷阱",通过建立健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调整机制,保障公众共用物的健康和可持续存在,保持和维护私用财产、公务财产和共用物的合理比例、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提出建立健全如下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保护、改善和治理现有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防止不当减少现有公众共用物数量和规模,保障基本公众共用物供给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增加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责任制度和救济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管理体制以及规划、统计、信息公开等管理制度。这些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将确保公众共用物与私人财产、政府财产的比例适当和协调发展,满足公众对公众共用物的需要。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转移对就业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沿海地区提出了产业升级转型和转移的要求,部分产业搬迁转移到内地,由此拉开了全球范围内的第四次产业大转移。通过计量研究发现,我国产业调整和转移对就业的影响总体上是正向的,有利于就业增长,应该继续深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其中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的正向效应最大,产业转移对中部地区就业有较大帮助,而对其他区域就业规模未产生显著影响。今后,应实施就业优先的产业转型升级策略,将产业转型升级与开发就业岗位结合起来,加强产业转移承接地的配套产业发展,预防产业转型升级对就业造成的消极影响。     

价格听证中消费者参加人遴选机制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北京市价格听证实践的考察

价格听证在经过各方最初的热情追捧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社会公信力每况愈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消费者无法有效参与价格听证无疑是其社会公信力下降的重要原因。这其中，消费者参加人遴选机制的不合理又扮演着重要作用。因而，需要在理解消费者参加人在价格听证中重要作用的基础上，厘清当前消费者参加人遴选机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提出应对之策。进而在对各种遴选方案进行利弊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一条适合各地实际的消费者参加人遴选机制。     

违约金担保功能的异化与回归——以对违约金类型的考察为中心

违约金在历史上仅作为债务履行的担保工具而存在。为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当事人往往约定较高数额的违约金,以形成一种履行上的压力。此类违约金的目的在于担保履行,而非解决损害赔偿,是固有意义的违约金。同时,此类违约金也并非当然具有惩罚违约行为之目的。而惩罚性违约金的效力在于,违约方除须支付违约金外,尚须继续履行债务或者负担损害赔偿债务。赔偿性违约金本不属于违约金之范畴,原系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对损害赔偿总额之预定。后世法律为简化损害赔偿程序、平衡当事人利益,将违约金推定为损害赔偿总额预定,遂产生赔偿性违约金。我国合同法第114条以规范赔偿性违约金为主,但亦不完全否定惩罚性违约金,其主要问题在于,违约金固有的担保功能丧失殆尽,而赔偿性违约金之简化损害赔偿的功能也没能充分发挥。应对合同法第114条在重新解释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改造,以明确违约金的功能定位,并改进其法律效力。     

影响干群关系和谐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

人的社会行为是受社会心理支配的。积极的社会心理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干群关系的和谐发展,而消极的社会心理则可能导致干群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在利益多元化的现阶段,焦躁的社会心理、不公平感增强、部分群众对政府和干部的信任弱化,对干群关系起着负面的催化作用。因此,应通过提高群众心理素质,建立有效的社会心理支持系统,建立健全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信任机制,不断提高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努力营造有利于干群关系和谐发展的社会心理环境。     

民族意识调控简论

民族意识与民族社会之间的相互调节与控制 ,是民族范畴普遍存在的一条基本规律。作为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关注民族意识调控规律 ,以人民利益为第一原则 ,规定调控的良性目标 ,把握良性调控的大方向 ,全面协调好两种形态三个方面的纵横关系 ,抓好重点、难点和热点。中心环节是对民族意识的直接调控 ,理想境界是对社会系统全方位的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