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探析

司法救济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途径,宪法的法律属性决定了它的直接法律效力。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规定可以适用于诉讼。我国虽未真正建立起对公民基本权利这一宪法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但已呈现出了司法救济的雏形。建立和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有利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和对宪法实施的有效监督。     

警察行政处罚权与人权的博弈

随着法治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人权保护逐渐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警察行政执法领域中的人权保护更是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警察行政处罚权是“限制”还是“扩大”是正在审议中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讨论的焦点。在现代社会,警察作为管理者的强大权威,在其执法过程中不断暴露出来的对公民人权的侵犯。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对警察行政处罚权的“扩”还是“限”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博弈。从某一个层面上讲,博弈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扩权和限权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     

婚内强奸的宪法学思考

婚内强奸问题曾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婚内强奸的实质是宪法中的性权利和民法中的配偶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具体案件中，委任法官通过宪法利益衡量的方法来判断婚内强奸中的罪与非罪，是解决婚内强奸的有效路径。     

农村林权制度改革路径的重述和展望——以林权属性的变迁为视野

我国林权制度的改革已经过四个阶段，2008年开始进行第五轮改革。每一轮改革都形成了独特的路径，而每一次的路径又会成为下一次改革的依赖。林权改革的本质是围绕权利性质、权利类型、权利主体、权利状态四种维度而展开的。在权利性质不能改变的情况下，权利性质的弱化、权利类型的多样化、权利主体的多元化、权利状态的动态化是改革路径的最好阐释和最终归宿。以此为基础对新的改革进行合理的展望。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管辖、证据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管辖问题和取证问题，是实践中承办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我国当前刑事程序中对知识产权案件的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都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从立法上来加以解决。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证据上问题上的最大困境就是取证非常难，可以通过加强陷阱取证的运用，扩大公证取证的适用，引入民事诉讼证据保全制度和对知识产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等手段来加以改善。     

“人权”入宪的历史回顾及意义评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与思想解放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取得的一个重要进步是“人权”入宪。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第一部《宪法》到1982年颁布第四部《宪法》，由于认识上存在误区，“人权”一直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遭到批判。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和对普世价值的吸纳，“人权”这一概念逐步得到正名，并最终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写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不仅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劳动法律和政策制定中的社会性别平等回顾

文章从社会性别视角对中国以及国际劳动法律和政策进行回顾分析,认为在法律和政策制定层面实现社会性别平等是消除劳动领域性别歧视的基础,主张在中国劳动法律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加强社会性别平等的立法理念,把性别平等原则和方法纳入立法程序,逐步完善妇女劳动权益保障法律体系。     

公民权利与道德权利辨析

现代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民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权利。厘清权利、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这些"最受人尊敬而又确实模糊不清的概念",有利于以义务为表征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转换和提升。正在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和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需要一同培育起公民权利意识和公平正义的道德认知。     

史中“人道”推市场建议重申人道主义和人权史

人道主义和人权是适应和保护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具有克服"异化"现象,促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人类全面进步的功能。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仍存在错误或过时的认识。因此,我们应从推进中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完善出发,从保障人权及人的全面发展出发,立基于"人权条款"入宪的新态势,把中外人道主义和人权思想史列为重点项目,深入研究。     

A Reductionist Penal Policy and European Human Rights Standards

Official discourse in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advocates the use of imprisonment as a measure of last resort. This principle is also at the core of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and a Resolu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n practice, detention rates in European countries vary greatly, and many countries have witnessed an increase in their prison popula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deprivation of liberty raises in itself a human rights issue, and considers the support that European human rights instruments give to a reductionist penal policy. It concludes by defending a normative argument in favour of rethinking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its application to impris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