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有效实现高校共青团工作对青年学生的影响

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使基层组织网络覆盖全体青年，使团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影响全体青年”的要求，是全团履行好团的根本职责和基本功能的前提。当前高校落实“两个全体青年”的要求有着来自社会变革、高校改革、青年变化等方面的挑战，必须在实践中始终不渝抓住根本职责不放，与时俱进配合学校改革，以人为本教育引导学生，更新、提升高校团组织的组织、动员和活动方式。     

风险社会治理的法律调控体系——以社会纠纷处理方式及其法律制度衔接为视角

风险社会正改变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模式,应对风险社会关键在于运用法律的确定性对风险进行调控,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各主体的力量,完善各种纠纷解决方式,构建网状的纠纷解决体系,为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程序设计及相互转换,立法原则与规则设计,配套措施等方面构建相互衔接的机制。做到各层次的法律能相互配合且程序设计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各种纠纷方式适用范围明确,衔接顺畅。     

中国内地与澳门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比较研究

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最终是为了解决如何对各共同犯罪人定罪量刑。中国澳门地区刑法和内地刑法关于共同犯罪人分类标准的差异决定了共同犯罪人类型的差异。相比之下，后者的分类方法更有利于正确量刑，但是两种分类方法对于如何对各共同犯罪人定罪都没有提供明确的解决办法，个中深层原因在于对共同犯罪究竞是一罪还是数罪的认识尚未明确，借鉴“行为支配理论”有益于解决上述问题。     

对加强政府社会管理的思考

社会管理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加强政府社会管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和复杂性。我国政府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还比较薄弱，当前社会管理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才能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完善社会管理。     

国家、社会与现代法治

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然而 ,现代法治应当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协调统一 ,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 ,法治应当得到社会的回应。法治以社会、还是以国家为重心 ,选择何种法治模式 ,必须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 ,对当代中国来说 ,建立起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治模式是最必要的选择。     

乡土社会变迁中法律信仰危机的思考

法律信仰是支持法律和法治事业的精神动力,没有法律信仰,法律是苍白的,法治是无望的。在我国农村的法治化过程中,主体法律信仰危机严重阻碍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度。法律信仰危机,是由于匮乏的物质基础、落后的文化传统、政策与法律的错位、非法行政的惯性、司法救济的短缺等多种因素导致的。     

建设节约型社会政府应树立六大意识

资源、能源严重短缺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因此，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迫在眉睫。在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为此，政府必须树立六大意识，即责任意识、宣传意识、重点意识、创新意识、法制意识和人本意识。     

浅析江泽民的社会主义精神富裕理论

精神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江泽民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富裕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精神富裕的途径。     

二元社会与我国自治型刑法的建构

与前资本主义一元社会结构相应,刑法压制性色彩浓厚,刑法干预广泛,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大,法律道德主义盛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自治型刑法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刑法模型,在观念、功能、原则、规则、司法运作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于压制型刑法的特征。我国当下刑法尚未完全从压制型刑法走出,表现为观念层面的压制型,原则、规则层面自治型的不彻底性,为此在二元社会与法治国背景下,建构自治型刑法当是我们的选择。     

The backlash against civil society in the wake of the Long War on Terror

The enthusiasm for civil society that emerged in the late 1980s and 1990s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Berlin Wall and the spread of democratic regimes has been replaced in recent years by a backlash against civil society on many levels and fronts. This has particularly intensified since the attacks of 11 September 2001 and the ensuing global war on terror.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auses of this backlash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Long War on Terror’, describes the overt and implicit manifestations of the backlash, and reflects upon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It considers how the growing prominence of concerns about security and the concomitant expansion of counter-terrorist measures across the world threaten the spaces for civil society to flourish and act. It argues that while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backlash, such as the crackdown on NGOs in Russia and the taming of NGOs by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agencies, may appear to be disparate, unconnected phenomena, on closer inspection it is clear that they are intricately intertw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