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我国现阶段的社会风险——关于特定社会风险的法社会学忧思与展开

社会风险是指特定国度于特殊时期基于较大的潜在或现实的社会性或政治性因素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执政安全的一种可逆性中间状态。当前我国社会总体形势稳定,正处于经济社会少有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同时经济社会急剧转型期间也存在着诸多显性和隐性的社会风险。这样的历史阶段促使敢于担当的人们理性思考社会风险的本源问题,期待国家不失时机地付之以睿智的政治智慧和刚性的良法善治,以有效化解那些可能超出社会承受力的风险,谋求最大化地积极消减社会风险的累积和叠加。诚如是,必将有利于我们最大程度的落实民生福祉,夯实执政基础,实现国家真实牢固的长治久安。     

The Irreducible Core of the Duty of Care,Skill and Diligence of Company Directors: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 v Healey

The decision in ASIC v Healey raises hitherto unexplored questions about the standard of care of non‐executive directors in monitoring the produc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More particularly, it considers the power of directors to delegate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requiring specialist knowledge and the degree of permissible reliance on professional advisers. The reasoning of the judge will doubtless prove helpful to the English courts not only in relation to duty of care issues under section 174 of the Companies Act 2006, but also when considering the duty to exercise independent judgment which is now restated in section 173.     

保险诈骗罪初探

随着保险事业的发展,保险诈骗犯罪多发,为了更好的预防、打击保险诈骗犯罪,文章从保险诈骗罪的构成特征、犯罪形态、共犯、罪数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从而更好的认识、预防保险诈骗犯罪。     

如何使传统习惯法律化——以台湾地区的祭祀公业为例

祭祀公业作为台湾地区特有的民事习惯和制度构建,因其研究样本的唯一性和在复杂社会环境下的适应性,可谓是法制现代化过程中考察中国传统习惯变迁的"活化石"。其一波三折的法律化进程以及在法律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主要争议,如存废之争、性质之争、继承资格之争,对于大陆现有因"祭祀文化"兴起而产生之相关法律问题的解决和今后民事习惯的立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台湾人认同”到双重认同

台湾已经形成"台湾人认同",它是否与"中国人认同"互相排斥,是否可能成为"双重认同"的基础,两岸是否可能走向"双重认同"或"两岸认同"?对于这些问题,两岸学界与普通民众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详细分析种种不同的看法,从中探讨"双重认同"的可能性。此外,针对现有实现双重认同途径所依据的理论,即群际接触与建构主义理论进行讨论,提出突破双重认同的关键所在,希望两岸学界共同探寻中国式的理论,破解两岸关系的这一难题。     

试论我国合伙财产的立法定位

合伙财产的法律性质是合伙制度中最根本也是最具分歧的问题之一,不仅学者众说纷纭,而且各国立法也迥然各异,这些学说和立法都积极或消极地影响着合伙的发展。目前,我国合伙的优势在相当程度上尚未能体现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或可归责于法律相关规定的不完善所致。借鉴他国立法,认为:我国应明确规定合伙企业财产为共同共有。     

试论中国社会分层与共同富裕并行不悖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目前正处于一种复杂的结构变化过程。中国社会资源的扩散和重新配置,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出现 数量不多的"富人"和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社会底层。国家既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在初始分配后通过法律、法规、财政 税收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缩小初始收入分配的差距,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论优先权的种类

优先权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破除债权平等,追求实质的公平和正义,是维护公共利益和推行特殊的社会政策需要而赋予债权人的一种特权.这种特权制度,对其他债权人来说是一种"真正的痛苦".因而,立法者在考虑赋予哪些债权以优先权保障时,非常重视债权本身的性质或发生原因.文章对优先权的种类设定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将优先权的具体种类限定在基于为全体(或特定)债权人利益而发生的共益费用和基于生存权的需要而产生的债权两大类.     

羌族法文化渊源考--兼论中华法系的早期雏形

羌族法文化发端于四五千年前的氏族、部落习惯法,其中包括有:1 以"杀人偿死"为代表的刑事规范;2 以"同姓不婚"为代表的民事规范;3 以民主议事会"尔母孜巴"为代表的程序性规范。由于古羌是中华先民中的主要部族,又是构成"华夏族"的主体民族,其法文化渊源,在某种程度上也展示了中华法系早期雏形的大致构架。     

自由秩序 --解读哈耶克的普通法法治观

哈耶克认为,法治是一种自由秩序,法治之法即自由的法律是真正的法律,这是一项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是元法律规则.法治之法的原则要素为法的一般性与抽象性,法的公知性和确定性及法的平等性.他认为,导致拥有如此属性规则的所有原因和因素不可能为人所知,但我们能够作到的应当是努力去发现和理解其实际的一般性功用和一般性目的.法治所处理的是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二者的进化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主要受制于不断开放和演进的市场秩序,而不断扩展的市场交换和不断演进的传统秩序又推动了法治化进程.进而言之,"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在本质上是一自由秩序,这一本质上自由的社会秩序在其进化过程中型构了法治,同时,法治在其型构过程中为其相伴的自发的自由社会秩序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条件和秩序保障.他认为,人和组织与规则体系在社会互动中相互影响制约,普通法法治秩序就是这样成就的.其法治观为自由主义的、进化论的普通法法治观,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结合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