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生存空间之考察——以社会不公平竞争为视角

2010年2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旨在当今现实条件下努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改革开放至今,农民工已步入第二代,即"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也成了社会的顽疾。本文在研究这一群体特点、犯罪情况的基础上,从社会根源、社会原因以及个人因素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在社会不公平竞争视角下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生存空间进行探索,研究不公平竞争与其犯罪的关联,以期发展三元协调促进的防控理论,并寻求消除不公平竞争机制,铲除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土壤的对策。     

虚拟社会及其监督管理探析

虚拟社会是现实社会在网络中的反映。虚拟社会有别于现实社会的自身的运行特点给其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对于虚拟社会的管理,可以将参与主体抽象为两类:组织和个人;可以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分别加以监督、管理、引导,由此构建健康、文明、和谐的网络空间。     

社区治理视野下的社区民间组织发展——以珠海为例

本调研小组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发现并分析了当前珠海市社区民间组织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社区居民对社区民间组织了解程度不高,社区民间组织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均衡,缺乏政府支持以及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率不高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以彻底落实"社区本位"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为基础,以社区居委会为平台,多元化地拓展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政策和资金扶持的渠道,创新调动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民间组织潜在动力的实际措施,建立社区民间组织宣传机制,扩大社区民间组织影响力,让社区居民更加了解社区民间组织。     

环境犯罪证明方法研究

环境犯罪行为迥异于一般的犯罪行为,尤其是对于污染型环境犯罪行为,确定犯罪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当困难。对此,国外产生了推定因果关系存在的各种理论与学说。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犯罪证明方法在环境犯罪的认定上存在着缺陷,针对我国环境犯罪案发率高但因果关系证明难度大这一现实矛盾,有必要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对环境犯罪适用的因果关系确定推定方法,以彰显刑法对环境资源、人身权及财产权的保护功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可能性失灵——以收益权凭证交易为例证

信息披露制度是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需要刑法保护。为确保刑法调整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性,"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在原《刑法》条文的基础上,对主体、客观行为和行为结果都进行了修订完善。新的金融产品的出现使"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出现了漏洞,面临可能性失灵的现实问题,收益权凭证交易这一新型合成型资产证券化产品就是例证。创新资产证券化产品,监管部门要依据其交易特征,出台相应监管规则,注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防止"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可能性失灵。     

食品安全犯罪的对象研究

《刑法》中界定食品的概念应当以《食品安全法》为法律依据,两者在范围上应当保持一致。食品添加剂从食品功能拓展的角度来看,应当属于食品原料。"食品安全"的内涵需要从"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以及"不造成任何形式的危害"三个方面加以认定,缺少其中任何一项的就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有毒有害的食品"的认定应当以"毒害性"作为具体的判断标准,对象是否属于"非食品原料"不能作为否定罪名成立的消极条件。     

弱势地位下的农民工犯罪问题探析

城市农民工是城市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受制度歧视,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导致出现农民工犯罪问题。本文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思考农民工犯罪问题,通过对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关注,剖析引发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从社会、政府等角度来思考预防农民工犯罪的对策,以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唐律疏议》有关女性犯罪规定的梳理

在古代的法典中,有许多关于女性犯罪的法律规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法律的性别观念以及女性的法律地位。本文主要就《唐律疏议》中涉及女性犯罪的罪名、刑罚及优恤的制度作了梳理与介绍,以从制度角度了解唐代妇女的法律地位。     

我国洗钱犯罪立法剖析

控制和惩治洗钱犯罪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洗钱罪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本文参照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国的国情,就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完善提出建议。     

US mainland,EU archipelago?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on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The fight against organized crime has become a top security priority for the European Union (EU). While a new policy area is emerging, 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o is in lead and how the process develops.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post-Lisbon EU security model, exploring how Washington and Brussels collaborate in combating organized crime in a context of changing definitions, actors and policies. It argues that US definitions, operational models and policies influence EU institutional thinking and policies, shifting the emphasis from prevention and rule of law to execution and intelligence. The dynamics of policy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on criminal matters in the transatlantic community reflect tectonic shifts in the deepest levels of thinking security in the West, affecting the moulding of a European security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