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末成年入社区矫正制度探析

当前,已有人将未成年人犯罪与毒品、环境污染并列为世界三大公害。面对日趋严峻的未成年人犯罪形势,近年来,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社区矫正作为未成年人司法改革的一项内容,代表了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一种发展趋向。对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一方面可以使其减轻对社会的抵抗情绪,另一方面也能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促进罪犯与社区的融合。建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既是适应我国当前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现实需要,也是国际未成年司法准则的客观要求。为此,我国应当完善立法．为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并建立相应的机构来执行。     

对增设未成年犯社区服务刑的探讨

社区服务刑融教育刑思想与赔偿理论于一体,符合刑罚轻缓化和行刑社会化的趋势。对未成年犯适用社区服务刑,既能体现刑罚的惩罚功能,又能达到刑罚教育预防的目的。     

论社区矫正的程序构建

社区矫正的顺利发展亟需健全的程序加以保障。应及时对有关法律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以规范社区矫正的运作程序。这些程序包括社区矫正裁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社区矫正裁量中的听证程序、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适用建议权、社区服刑人员有关权利和义务的告知程序、适用社区矫正的司法担保制度、对矫正对象的测评与分类制度、社区矫正裁决及矫正方案制定中与犯罪人的协商制度、以及关于社区矫正效果的评估制度等。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方法思考

目前涉及民用爆炸物品的各种案件和事故频繁发生,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和生产安全,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涉爆问题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民用爆炸物品的管理愈来愈重视,出台了新的规范,加大了监管力度,但即便如此,涉及民用爆炸物品的事件还是屡屡发生。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管理机制的,也有认识方面的。     

犯罪压力下的警力资源不足之探讨

中国警力资源不足是客观存在的,造成中国警力资源不足最为主要的原因是犯罪压力太大,而不是警民比例"太低",警民比例"低"是受认识和计算方法的影响所至,仅用警民人数比例生搬硬套来说明警力不足既不全面也不科学,存在很多理论上的误区和漏洞.除犯罪压力影响外,经费保障不足和资源结构配置不够合理造成警力资源失衡、警察体制机制问题、警察工作倦怠以及警察大量的身心健康问题也加剧了警力资源的不足.针对警力资源不足,可采取的相应对策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三基"工程建设,将工作落到实处,注重在科技强警上下功夫,给警力松绑,增加经费的投入,从制度上提供良好的后勤保障环境,从优待警,留住警察人才,以及关心警察、注重解决警察的身心健康问题等.     

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矫正

我国复杂的民族状况决定了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进行矫正的特殊性及难度,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矫正既要考虑到国家法律的一元性,也要考虑到民族民间文化为犯罪矫正提供的多元化进路。不论是精神性矫正模式、社区性矫正模式还是正式性矫正模式,都需要针对少数民族同胞设计具有民族特点的犯罪矫正机制,使犯罪矫正工作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获得更高的质量。     

我国禁毒立法的历史演进（1949—1998）

我国禁毒立法秉承了自晚清以来三次禁毒运动的成果,并且以革命根据地时期禁毒的立法实践为历史渊源。1949年至1978年间,禁毒立法以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文件为主要法律形式,以各大行政区的立法为重心。1979年至1998年间,以“严打”为政策导向,逐渐建立了以刑法为主、行政法与地方立法为辅的禁毒立法体系,主要法律形式有刑事法律、行政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两高”司法文件、批准、签署的反毒国际公约和条约、地方性立法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等。1998年以后,禁毒政策和立法都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宪政维度中的刑讯逼供与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之一,而刑讯逼供在我国是一个在司法中久禁不止,且甚为普遍的现象.刑讯逼供罪具有独特的多重当事人结构,与宪政视野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契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设置源于宪政意义上的限制权力、保障人权的考虑.     

公共危险犯的未完成形态

公共危险形成之前,可能构成公共危险犯的预备.公共危险形成后,严重后果产生之前,可以看成只是产生了一种作为未遂的危险.因此,行为人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危险避免实害的,成立犯罪中止.对于放火罪,形成独立燃烧状态,只是表明未遂危险的形成,在严重灾害发生之前,仍有成立犯罪中止的可能.     

由青少年严重刑事犯罪的现场透视其犯罪心理

青少年严重刑事犯罪已经引起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但是其现场特征及由此折射出的青少年犯罪心理却常被人们所忽视。因此,有必要透过青少年严重刑事犯罪的现场,分析其犯罪心理的产生、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矫正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