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货运委托合同受托人责任之归责原则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6条中表述的“过错”与“故意”“重大过失”相对应,强调的是受托人在履行委托合同过程中对注意义务违反的范围,而非主观心理状态。海上货运委托合同项下,“过错”不应独立出来成为受托人承担责任的要件,因为过错的因素已经包含在违约行为这一基本要义之中。将过错的举证责任倒置给受托人,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将违约行为的证明责任转移给了受托人,这可能导致委托双方利益的失衡。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应建立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6条准确理解的基础上,根据海上货运委托合同完全商事化的特点,明确海上货运委托合同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使司法解释中委托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达到“准立法”的科学合理的目的。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理论与构想

对未成年罪犯进行社区矫正不仅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人权、实现未成年罪犯再社会化,也有利于与国际少年司法制度接轨,因此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有着现实的必要性。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社区的不断发展与成熟、社区居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以及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取得的成效,为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条件。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既需要制定专门性法律也需要完善相应的司法制度。     

我国城市街道办事处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与实践——以广州市荔湾区为视角

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实践是城市基层政府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面对街道管理法律定位不明确、职能超载、职权有限、自身管理失灵等问题,广州市荔湾区政府以"一队伍三中心"为载体,重建街道办事处管理架构,规范编外人员管理,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和网格化管理,进一步明确了区、街道、居委会等治理主体的责权,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街道办事处在职能转变、改革的法律依据、公共服务供给、管理机制及社区自我治理等方面仍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进一步并加以解决.     

我国夫妻财产制立法若干问题探讨

新近征求全民意见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凸现我国夫妻财产制立法存在诸多问题。我国现行法定夫妻财产制是婚后所得共同制。对法定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的界定应遵循婚后所得推定共有的准则,其法理依据是夫妻之间存在的协力关系。夫妻财产制契约是夫妻之间就采用何种类型的夫妻财产制所订立的协议。夫妻财产制契约与一般财产契约不同,其直接产生夫妻财产法上的效力,即以双方当事人选定的财产制度替代法定财产制的适用。无论法定共同财产制还是约定共同财产制都存有一定缺陷。在我国夫妻财产制结构中增设非常财产制可以弥补共同财产制之不足。     

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确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观照

社区矫正代表着当今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刑法修正案（八）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为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     

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意识的关系研究——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实证分析

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和善治的核心价值,而公民参与意识是自主性公民参与的必要前提。本文从实证角度考察了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意识的关系。研究发现,参加志愿组织具有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和社区参与意识的功能;参加官办组织和社会宽容只激发政治参与意识,而信任对两种公民参与意识均没有促进作用,信任熟人反而不利于政治参与意识的形成。因此,我国应积极推动公民参与网络的发展,尤其是促进志愿组织的发展,推动适用于现代复杂社会的社会性信任,在全社会推广社会宽容和和谐的价值观。     

农民权益保护视野下我国农村微型金融发展研究

农村微型金融发展体现了对农民生存权、金融权以及发展权的保护和支持。我国农村微型金融发展历经十几年,金融形式不断创新,体现了对农民权益的支持与保护。但是当前我国农村微型金融存在着目标偏离、体系不健全、缺乏法律支持等问题,需要重塑农村微型金融的发展目标和完善农村微型金融体系,促进我国农村微型金融发展。     

变化的民居文化与乡村社会——以山东省莱州市碑坡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社会以其特有的方式阐释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莱州市碑坡村民居房屋建筑材料、房屋结构布局的变化,既是乡村社会发展的产物,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影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     

Opportunity Lost? Victorian Labor's Enactment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1999–2006

The idea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has been evoked by Australian governments over many decades. The expressions of community have differed widely, often as a result of politics rather than informed policy. In 1999, after seven years of radical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in Victoria, the Bracks government found itself unexpectedly elected to power. They faced new challenges such as a diminished public sector, growing social inequality and climate change. The first two terms of Victorian Labor were a seminal period in terms of the role they would invoke for ‘community’. Did grass roots participation take a central place, or did rhetoric rule over substance? The evidence points to a government maintaining a neo‐liberal trajectory, and thereby losing an opportunity to enable an active citizenry.     

社区矫正问题的调研和思考——以抚顺市为例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在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