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政府行政手段的转变为研究视角

当前，我国政府在运用行政手段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和调节时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影响了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行政手段的转变成为必然。实现我国政府行政手段转变的路径主要有六个方面：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相结合；有限广度与合理深度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行政成本与行政绩效相结合；刚性行政与柔性行政相结合；依法行政与行为救济相结合。     

西方行政问责理念的发展与启示

行政问责的理念决定行政问责制度建设。西方国家行政的理念经历了从科层理念到民主理念，再到绩效理念的发展历程。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理念的演变对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的界定及控制

行政主体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既定事项进行判断、权衡,作出决定的行政措施即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法律规范的滞后性、不周延性等特点,必将导致"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的大量存在。依照"形式法治"的观点,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属于违法行为,应该被禁止。然而,按照"实质法治"的观点,却并非如此。可以允许型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有其正义基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容忍。但其要满足不违背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和立法目的,基于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整体稳定的考虑和基于个案正义的考虑等条件,并且要接受原则之治以及通过事后说明理由制度接受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     

谈行政文化视域下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政府执行力是衡量一级政府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而行政文化则是行政管理的灵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政府执行力的发挥。因此,从行政文化的角度出发,分析阻碍政府执行力提升的原因,找出相关对策,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执行力文化,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文化的创新,也是提升政府执行效力的良好途径。     

社会主义行政问责制的伦理基础

社会主义行政问责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行政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的行政问责制是社会主义行政伦理的本质体现。人民民主决定了社会主义行政是责任行政;公共性、民主性和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的伦理基础,建立责任政府是社会主义行政伦理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人员是向人民负责的公仆。     

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嬗变的宪法逻辑考察

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保证国家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俄罗斯联邦宪法及具有宪法性法律文件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载体。从动力上,中央和地方对宪法的凝聚力是在强总统推动下逐渐实现的,总统—威权体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嬗变的动力;从趋势上看,中央与地方关系结构从分散联邦制走向了集中联邦制,职权从地方向中央聚集,并最终集中于总统;从控制上看,中央对地方官员的问责从横向政治问责转变为垂直行政问责,中央控制地方的重要手段是问责,对地方最高官员问责的提出与决定权集中于总统。实践证明,完全照搬西方的联邦制并没有带来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建立符合俄罗斯国情和现代化要求的联邦体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的基石,明确中央与地方权责的合理边界,是二者关系的核心;顺应民主法治化潮流,注重以法治方式构建长效稳定的关系格局,加大权力制约力度,这是维护良性关系的重要保障。     

消防行政征用补偿初探

消防行政征用补偿是指消防行政补偿主体因合法征用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特别损失,而由国家对其损失进行补救的行为。现行法律法规为其实施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缺乏操作性。系统的消防行政征用法律制度应当包括补偿义务机关和补偿请求人、补偿的范围、补偿的程序、补偿的方式和标准、补偿的费用等主要内容。     

现代行政法学的建构与政府规制研究的兴起

早期行政法学普遍经历了从行政科学到法律科学的转向,而现代行政法学则从以司法审查为中心转向以行政过程为中心。发韧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府规制理论为现代行政法学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有助于革新传统行政法的概念架构和学理体系,建立起对真实世界行政过程有解释力的现代行政法学体系。     

我国非政府组织设立制度的重构

探索适宜中国国情的非政府组织设立制度成为迫切需要。根据当今各国对非政府组织的态度和我国的国情，我国将来的非政府组织设立制度应以准则主义为一般原则，以行政许可为特殊情形。     

美国法制建设与立法透明度初探

为了保证法律法规规章的有效实施,美国在行政立法过程中,非常重视公众对立法的参与。联邦、绝大多数州都制定了行政程序法,确保行政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向社会公开,也采取相应的措施,鼓励公众、社会中介机构积极参与立法,给公众随时可以了解立法情况,以及生效法律法规规章的基本内容提供便利条件。公众认为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可以直接诉讼到法院,强化了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