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船租赁权登记对抗效力及其效力范围研究

国务院《船舶登记条例》第6条规定的光船租赁权登记与我国现行民商事法律制度不协调,应在我国《海商法》第六章第三节"光船租赁合同"的法律规定中增加光船租赁权登记对抗效力的条款,使我国《海商法》下的光船租赁合同不再是"私人合约",使其具有物权性的登记对抗效力。     

证券无纸化背景下我国证券质押登记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权利质押原则上在交付凭证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登记时设立。鉴于我国证券无纸化的现实,大部分证券的质押要以登记方式设立。在证券担保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如果质押登记制度不能充分发挥证券担保的作用,就会造成信贷成本的增加。所以,应当消除或修改证券质押登记制度中低效率高成本或者事实上不可能的程序,以促使担保交易的实现。     

论未办理抵押登记时不动产抵押合同的效力——兼评《〈民法典〉担保司法解释》第46条

当事人订立抵押合同的目的在于设立抵押权,未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合同无法在当事人之间产生设立保证或者其他非典型担保的效力。抵押人未按照约定办理抵押登记时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其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限于债权人未从债务人处获得清偿的债权数额,同时,该责任受到当事人约定的担保范围、抵押权能够设立时抵押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以及违约责任减轻规则的限制。抵押人未办理抵押登记的,债权人有权选择请求抵押人承担继续履行的责任与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并有权选择请求债务人或者抵押人承担责任。     

论刑事律师的利益冲突规制

作为律师职业伦理中的重要规则,利益冲突及其规制在我国刑事领域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规制利益冲突体现了律师消极的忠诚义务,是司法程序理性运行的要求,也有助于维护律师的职业形象。根据利益冲突的严重程度,可将利益冲突划分为直接的利益冲突和间接的利益冲突。基于对利益冲突的严重性、实体真实的发现、当事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律师自由执业的机会等因素的考虑,律师存在强制性规避和任意性规避两种方式。违反利益冲突规则既会使律师个人承担责任,也会带来程序性的法律后果。目前,律师利益冲突的规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在利益冲突的类型划分、律师规避、法律后果以及司法审查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义务教育阶段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

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长期存在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日益显露,公民的受教育权频繁受到侵害已经成为一个不争事实。政府与公民之间权利义务应当如何配置,这一矛盾将学校置于相对突出的位置。同时,政府与家长应当在何种限度内承担起各自的义务,并以此来保障义务教育的有效实施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在立法中明确政府责任与家长对未成年子女照顾权的范围,并施以有效的救济措施,成为真正保障公民享有受教育权所必需的立法前提。     

完善我国特殊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探讨特殊动产的范围和划分标准入手,在分析我国现行特殊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现行登记制度中存在的法律冲突、汽车登记效力不明等不足,并进而提出了明确我国特殊动产物权登记效力、建立物权登记请求权制度的若干立法建议,以期对完善我国特殊动产物权登记制度产生积极的影响.     

检察权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检察权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主要包括外部权力监督和权利监督两个方面.检察权的外部权力监督在法律层面上完善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对检察权的监督以及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对检察权的制约.在权利监督制约层面,则要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的防御性权利和完善救济性权利,建立和完善人民监督员的社会权利监督制度,形成对检察权有效监督制约.     

行政强制证据制度初探

行政强制证明对象包括实体性事实和程序性事实。行政强制程序中,行政机关依职权调查案件事实,承担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但并不排除社会公众、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权利和责任,也不排除社会公众协助的义务。行政强制措施不能确定过高证明标准,强制性行政检查措施应当采用“有理由的相信”证明标准,应急性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确定“合理根据”证明标准。行政强制执行应当采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草案)》除外责任之探讨

除外责任具体内容的设计应考虑公益和私益的平衡,确保其在及时、有效分散与移转风险,削减社会管理成本的同时兼顾承保人、投保人、受害人三方的私益.《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草案)》中将"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犯罪"的除外责任限定于"致使第三者遭受的损害"不妥,保险公司不应为生态环境损害承担保险责任;将"环境污染...     

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探析

刑事强制措施的改革是刑事审前程序改革的要害所在,而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的设计是否科学、适用是否公正,不仅对整个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有着直接影响,而且也关系到每个被追诉者,甚至每个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障。应当正确认识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重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