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中对物强制性措施之监督机制的完善

现代法治精神和程序理念倡导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进而防范公权力的恣意行使。本文尝试探讨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对物强制性措施的监督机制,以确保职务犯罪侦查中对物强制性措施的规范、公正、高效行使。     

沉船沉物强制打捞清除的私法解读

海域和航道所有权既是公法上的所有权,也是民法上的所有权。沉船沉物强制打捞清除在私法原理上是物权法上排除妨害、妨害防止这种物权请求权的行使过程。海事行政主管机关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行使行政权责令责任人打捞清除沉船沉物。     

论船舶油污强制责任保险中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行使

在船舶油污领域进行强制责任保险并且赋予受害第三人对责任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是充分保护海洋环境和第三人利益的重要手段。通过加入相关的国际公约和制定、修改国内立法,我国船舶油污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体系基本搭建起来。但是在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行使方面还存在很多空白。本文在概括我国目前船舶油污强制责任保险的涵盖范围的基础上,分析现有法律规定中第三人行使直接请求权所存在的问题,并重点分析讨论第三人行使直接请求权时责任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责任形式与法律地位。     

侦查中强制到案措施基本问题研究

侦查中强制到案措施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它的概念,对概念的探讨必须涉及基本人权、适用主体、目的功能的分析。强制到案措施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两个:有效的强制和适度的剥夺人身自由。对其运行机制的分析则包括运行原则和权力配置机制两大部分。     

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受害第三人范围探析

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体现于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之中，该制度以其科学的设置和具体的操作规则，大大促进了受害人权益的保护。但该制度中对受害第三人范围如何界定还存在争议，该争议直接影响到保险人责任的承担以及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法律价值影响着受害第三人的法律定位，国外有关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受害第三人的立法是完善和改进我国该项制度设置的重要参考，以受害第三人与车上人员的身份界定为基础的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中的受害第三人的范围应适当扩大。     

论适龄儿童、少年是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主体——“孟母堂事件”的再思考

适龄儿童、少年（受教育者）具有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能力和责任能力。我国义务教育目的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决定了受教育者是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主体。通过对外国宪法、国际人权法文件的比较分析,我们也可得出受教育者必须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的结论。     

关于强制性侦查措施异议机制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有力措施，但同时它也最容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造成侵害。在当事人遭受强制措施的侵害之后，如何及时挽救被侵害人的权利，恢复当事人的利益、保障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人权，是刑事诉讼制度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被采取强制措施者对强制措施提起异议的权利，特别是侦查阶段强制措施适用较少受到制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建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异议机制。     

给付拒绝纳入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理论探讨——以《行政强制法》草案规定的改变为视角

《行政强制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的改变表明了给付拒绝有被立法者采纳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可能性。本文以此为视角,基于比较法的考察及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在现实中出现的弊端,论述了其合理之处。并提出了将给付拒绝纳入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立法建议：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给付拒绝的具体内容,采用＂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执行＂的模式,严格限制给付拒绝的适用条件并细化程序。     

Toward a Comparative Economics of Plea Bargaining

We attempt to open a path to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riminal procedure by superimposing the efficiency principle onto an adversarial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an aversion to false convictions and an inquisitorial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a desire to justly punish the guilty. We begin with a general model of plea bargaining, embed it in a larger framework that addresses the costs of adjudication, the value of punishing the guilty and the costs of false convictions, and then link the desirability of plea bargaining and compulsory prosecution to the weights given these costs and benefits in the objective function. We examine the judicial endorsement of plea barga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bate over European analogs to plea bargaining in light of the model, and conclude that plea bargaining will increase social welfare in adversarial systems but not in inquisitorial ones.     

海上人命救助制度模式之反思

海上人命救助中,传统的义务救助模式旨在捍卫人道主义原则,但因为缺乏报酬作为激励机制反而可能导致现实中的非人道主义后果。将财产救助中的报酬救助模式简单植入人命救助中,虽然可提高救助方的积极性,但同样可能损害人道主义原则。对此,一方面,传统的义务救助模式不可舍弃;另一方面,报酬救助模式在引入时必须适当改造,使其与义务救助模式形成错落有致的互补,以提高海上人命救助的效率,维护海上共同体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