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无疑是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亮点之一.然而,立法中的确立并未能完全解决司法中的困境,而且随着新规则的运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究其原因,这除了与我国目前司法环境不够成熟有关外,也有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自身不够完善和精确的原因.目前,我们应当从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上逐步地推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     

刑诉书证定义之商榷

海峡两岸刑诉法学者一般均认为,刑事诉讼法中的书证（以下简称书证）是以文书（广义）记载的内容作为证据。就此而言,两岸学者对书证内涵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然而在书证的证据效力、外延及书证的形成过程等问题的阐释上,两岸学者几乎完全＂分道扬镳＂。台湾刑诉法学者另从＂证据书类＂的角度来认识书证,实际上认为书证是以＂文书记载的陈述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这一＂内容＂来证明该案件事实真实性的证据。内地学者所理解的书证是案件事实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客观存在,并且是凭其＂存在或状态＂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理应将之归入物证之列。如果内地学者仍然将其通常所指称的书证,定义为是以其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这种定义方式是值得商榷的。     

论民事诉讼中的经验法则

由于立法的语焉不详,实践中法官对待经验法则的态度呈哑铃型的极端:避用和强用。鉴于经验法则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独特价值,我们认为极端型适用模式并不可取,构建并完善该制度及其配套机制以充分发挥其功效才是司法者应有的态度,本文以司法实践中部分典型民商事案件为视角,缕析了经验法则的适用现状、困境,解构了经验法则的属性、局限,建构了合理适用经验法则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保障程序。     

付立叶红外显微镜及其附件检验微量纤维

通过付立叶红外显微镜及其附件ATR、金刚石池对微量纤维进行检验,从而达到对微量或痕量纤维准确确定其种属和比对检验是否相同的目的,方法准确、快捷、可靠.     

对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几个问题的探讨

随着我国刑事庭审方式由法官主导的审问制向控辩双方主导的对抗制的转变,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借鉴他国的刑事证据开示的实践经验基础之上,并结合我国的法律和司法实际,我国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应坚持以下原则在开示原则上实行双向开示;在开示范围上实行不对等开示;在开示时间上实行阶段性开示;开示方式上实行直接与间接相结合开示.此外,还应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以确保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实施.     

优势证据在行政诉讼中的构成及适用——以廖宗荣案为分析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1期刊载的“廖宗荣诉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支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案”运用的“优势证据”标准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以这一案例为分析样本，通过对判决主文的剖析，希冀从中提炼出“优势证据”的若干构成要件；并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对比，以期发现优势证据在行政诉讼语境中的适用前提。分析显示，公报案例中的“优势证据”暗含了三个构成要件，分别为身份要件、真实要件、关系要件；而数个案例的对比分析揭示，公报案例中的“优势证据”只适用于一对一证据的情境。     

刑事诉讼法修订对公诉的影响及对 策简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非法证据排除、简易程序适用两方面均有较大的改动，这些修订刑事诉讼活动带来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对公诉活动影响较为明显，公诉部门应当抓住刑事诉讼法修订的契机，积极研究应对措施，确保刑事诉讼活动有条不紊的进行。     

试论登记的效力——从一起财产分割案件谈起

登记的效力,外国立法例有登记要件主义、登记对抗主义和托伦斯登记制度三种不同观点。登记是物权变动的要件,具有公示、公信和警示作用。我国法律采取了登记要件主义,但对于登记的范围应加以具体规定。物权变动应与原因行为相区别。动产登记采登记对抗主义。     

论录像证据可采的基本法理

录像材料再现案件事实能力的优势和劣势都同样明显,这决定了录像证据有着较为特殊的可采性规则。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的立法例表明,录像证据可采有三个基本法理,即录像证据与录音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不一致;影响录像证据可采性的特定因素是形式真实性要件;不同表现形式的录像证据可采性规则不同。我国有关录像证据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应当按照上述法理加以完善。     

如何构建控辩平等的取证机制之调查研究

从分析我国控辩双方取证能力之现状入手,认为1996年刑诉法的修改没有解决控辩双方取证能力严重失衡的问题,故立法追求庭审对抗实质化的意图未能实现。该调查报告在分析当事人主义庭审模式下,应为增强被告方取证能力采取措施的基础上,提出了为实现我国庭审实质化而必须增强被告方取证能力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