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宪政经验述略

清帝逊位之初十几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围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斗争史。国民党试图凭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现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袁世凯或明或暗地破坏该法，欲使中国社会回归传统，让自己君临天下。然而，最终双方都以失败而告终。何也？在袁世凯，大概因为封建传统思想严重，过于迷信武装的力量和政治手腕，以至于公然逆民意和历史潮流而动，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国民党，大概因为没有真正接受宪政文化的洗礼，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时局的把握也不够准确，以至于不知不觉地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英国宪政的精髓:议会主权与司法独立相结合的宪政体制

英国作为创建近代宪政制度的开路先锋,既没有成熟的宪政模式可资借鉴,也缺乏系统的宪政理论以供指导。然而,英国宪政却在实践中运行顺畅、效果良好,并在总体上表现出平稳性与实用性的特征。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议会主权与司法独立相结合的宪政体制。前者关乎国家的内政、外交及其国家治理,通过不同权力之间的配置制约王权;后者关乎社会秩序与正义,通过特殊的"技艺理性",以看似顽固不变的改良方式维持着对于任何专断权力的制约。     

地方法治的理论与实践探求——兼评《地方法治建设的法理与实证研究》

《地方法治建设的法理与实证研究》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的法学著作。面向实际的问题意识、现实定位的研究内容以及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这一成果区别于＂坐而论道＂者的书斋学问。该书以来自地方法治第一线的实践素材为基础,描绘当下中国地方法治建设的真实图景,深刻揭示地方法治的内在规律和中国特质,其立足于中国法治现实的探索和创新之道为法学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也为中国法学研究之方式和进路的完善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经验样本。     

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犯罪论体系争鸣

近年来中国刑法理论界围绕传统四要件理论和德日三阶层体系孰优孰劣的争论,其实质是不同法文化的冲突,是文化冲突在刑法学领域的具体体现。这种文化冲突,既是我国刑法学理论自我反思的结果,也是自清末以来不同理论之间进行选择和论争过程的延续。围绕中国犯罪论体系的理论争鸣具有重要的文化现实意义,它有助于促进刑法学理论知识的发展,促成刑法学派在中国的早日形成,同时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教育法哲学论纲

强化教育法哲学的研究对于教育法学学科建设非常必要。新学科是在原有学科内容的基础上产生的,教育法哲学视阈集合了原有学科内容和方法,形成了新的学科内容和方法。教育法哲学中的哲学导向包括人的发展的无限性、抽象性和目的性;教育法哲学中的法学定位包括人的发展的规范性、有限性、交互性和利益性;教育法哲学中的教育学定位包括人的发展的全面性、阶段性、专门性。教育法哲学应包括哲学的、法学的、教育学的基本概念与范畴。     

美国三权分立制度与我国议行合一制度之比较

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等的差异,不同的国家所实施的国家管理形式会不相同。美国实行三权分立政治制度,中国实行的是议行合一政治体制。抑恶功能是前者的价值理念,扬善功能是后者的价值理念。它们在实践中都有所长,有所短,需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论中国私有财产权制度形成与发展的路径

中国私人财产所有权形成与发展的路径,经历了以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导向,逐步走向私人财产所有权保护的制度化道路。改革开放政策打开了中国私有财产权的阀门,对私有财产权及相关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私有财产权入宪,确认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中的成果;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更将其制度化。     

21世纪科学哲学发展展望——后现代主义是科学哲学的唯一出路吗？

“21世纪的科学哲学将走向何处?”这是一个关系到21世纪的人类如何看待科学和发展科学的问题,值得认真探讨。以反对基础主义、反对本质主义、反对表象主义和摒弃形而上学为特征的后现代科学哲学代表着科学哲学的发展方向吗?学者们对此见仁见智,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科学哲学的发展不能脱离哲学,它仍然属于哲学范围,它的任务仍然是对科学进行合理重建。     

在历史、模式与理念之间——通过最高法院与宪法法院的合宪性控制

伴随司法之社会控制功能的增长以及合宪性控制机制的深度发展,在很多国家,“最高法院违宪审查”作为一术语在法律制度的概念范畴中逐渐占据一席之地,“宪法法院违宪审查”也作为一项专门宪政制度在诸多国家得到了良好践行。本文以最高法院与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为主线,从历史、制度与理念层面比较探讨这一问题,并分析我国的违宪审查问题,以求为建构我国合宪性控制机制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与思维空间。     

略论我国现行《宪法》中过时的条款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已历30年，在改革开放第四年我国制定了新中国第四部宪法，即现行宪法，现行宪法对我国经济制度做了符合当时社会发展实际的规定，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顺利推进，我国生产力得到巨大提升，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的宪法中部分条款已明显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尽管现行宪法制定至今已经过四次修改，但小规模的修改没有完全修正宪法条款过时的状况。因此，从宪政研究的角度针对现行宪法中一些过时条款作逐一疏理和分析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