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之比较

中日两国对于打击商业贿赂犯罪都十分重视,但两国刑法对于商业贿赂罪的规定则不尽相同。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有关公务员的贿赂犯罪,商业贿赂方面的犯罪则规定在《商法》等附属刑法之中。同时,日本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成立条件做了比公务员贿赂犯罪更严格的限定。日本刑法的这种规定方式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及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个体人生观形成的心理机制

弄清个体人生观形成的心理机制是正确进行人生观教育的前提条件。人生观并非先天遗传的，只有在青年期，个体才有可能正式全面地考虑人生问题。个体人生观是在青年期经过强化、内化、习惯化三个阶段最终得以形成的，其实质是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学化——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诠释学"理解

在现代西方解释学和哲学合流的学术背景下,我国有些学者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诠释学"理解,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学化。现代思想史上解释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解释学化不是解释学和哲学的进步而是退步,解释学的哲学化是解释学的越界,哲学的解释学化是哲学的退缩和唯心主义化。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解释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解释学化没有逻辑通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学化会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化。     

略论修宪程序的违反：印度之经验

修宪权的限制乃是一个重要的宪法学理论问题,然而长期以来修宪权的限制的探讨仍然限于修宪机关的自我克制上,而且主要是围绕着实体问题展开,甚少关注司法机关对于修宪权行使的控制,尤其是修宪程序上的控制。应该明确:修宪权的行使可能违反修宪程序,宪法上的修宪程序规定具有强制性,故而,在一定情形下应当使宪法之修正归于无效。     

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关系的新反思

系统论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 ,它提出的整体性、最优性、模型化等原则 ,使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更加深刻 ,更加具有普遍性。系统论作为近代科学的优秀思想成果 ,加强了辩证法普遍联系思想对科研和实际工作的指导 ,充实和丰富了辩证法关于事物结构变化引起质变的思想。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和新突破作了量的准备     

人的感性活动和感性世界——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

对世界本质的追问形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派别,尽管他们的观点针锋相对,但二者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即离开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活动去追问世界的本质。马克思哲学批判继承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他把从追问世界的本质转变为追问人的感性活动和现实生活,形成一种现实的感性世界。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通过实践不断地改造自然,显示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人类通过生产劳动、社会交往和语言符号形成了现实的人类世界图景。这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所在。     

论犯罪构成模式的程序法意义

控辨平衡不但需要程序法的保障，而且需要实体法的保障。与两大法系犯罪构成模式与控辩平衡的契合性相比，我国的犯罪构成模式与控辩平衡之间具有一定的张力。犯罪构成模式的改造必须与我国转型后的刑事诉讼模式对控辩平衡的强调相适应。     

俄罗斯社会转型与宪法的历史变迁

20世纪以来,俄罗斯历经了多重社会变迁与制度转型,这种变迁与转型在宪法发展史上有相应的表现,宪法类型的历史变迁是对社会转型的一种制度回应,社会制度转型内蕴着立宪理念的变革,从以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为主导的1906年俄罗斯帝国根本法,到以共产主义(或称集体主义)思想为主导的1918年苏俄宪法的诞生、再到以自由主义思想为主导的1993年联邦宪法的颁布实施,宪法类型的这种更替透视出了社会变革的取向。俄罗斯社会转型与宪法历史变迁的这一关联,对认识当下转型国家的宪政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古代中国判例传统:成因及启示——案例指导制度的另一观察视角

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判例传统,其成因有经验哲学、贵族精神以及实用性。中国古代判例传统对我国当今案例指导制度建设的启示有二:一是确立成文法为主判例为辅的二元法源形式;二是加强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具体包括加强法官裁判过程的程序控制和提高法官的人文素养。     

康德国际法哲学思想考评

康德的国际法哲学思想体现在他对人类和平共处美好境界的向往.他的这一思想来源于自然法学派.他对国际法的许多基本问题,如国际法的渊源、国家主权、人权、战争、国际法的功能、国际安全的保障等,都有深入思考和明确结论.康德国际法哲学思想是引导世界和平发展的经典理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