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视野下的我国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探析

完善职位分类为基础的公务员管理制度是对公务员进行有效管理的基础,是建立高素质公务员队伍的重要保障,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当前,我国现行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受政治、社会发展、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必须遵循行政法治、科学合理、兼收并蓄等原则,创新制度设计,以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论法律援助法律文书的结构

法律援助法律文书是法律援助机构、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等依法制作的处理各类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案件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的总称,它具有鲜明的群众性、法定的强制性、制作的合法性和时效性、形式的规范性等特征。为此,在制作法律援助法律文书时,要坚持尊重客观事实原则和严格依法制作原则,并准确把握法律援助法律文书的种类和结构等。     

一个“强化民主”的司法审查理论——对《民主与不信任》的再解读

在《民主与不信任》一书中,伊利试图通过建构一个非但不与民主相冲突,而且还促进和强化民主的一个司法审查理论,来回应司法审查不民主的质疑。伊利主张:在政府失灵,即代议程序不值得信任之时,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应当积极介入;疏通政治变革的渠道,以及纠正对少数人的某些歧视,是法院的应有职能;多数人决定与少数人保护,是民主原理的内在组成部分。伊利借助于代表理论,尊重多数人和保护少数人这两项要求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对掌权者不信任的逻辑,贯穿于伊利的司法审查理论。伊利通过程序论,建构了一个比较融贯的司法审查理论,不过,却不能使宪法裁判免于价值判断。     

法律原则的规范性研究

规范性主要是对合法权威与守法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认识。对理解规范性问题来说,规范性强度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法律原则的规范性追问这样两个问题：原则何以成为法律？为何具有指引、约束司法裁判的规范效力？法律原则的规范性包括形式渊源、价值理据、规范特征三个方面的意涵。对法律原则规范性的追问,考问着国家司法权威的公信力。法律原则构成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根基。晚近学界对分类式法概念的批判不能替代也不应阻断对法律原则的定性,即对法律原则规范性的追问。     

宪政视野下检察行为的规范与创新——以刑事诉讼参与人权利保障为视角

宪政的设计和运行程序集中表现为权利保障与权力控制二者之间的张力。宪政与检察行为的内在逻辑在于人权保障,宪政的基调决定着检察行为的品质。在宪政环境下,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以保障人权为终极价值,通过规范、创新检察行为,避免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侵犯,最大限度地保障各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是反垄断法的一种有效的实施机制。其以公法私人执行、权利监督制约、权利救济等理论为基石,旨在维护良好的竞争秩序、保护私人主体的合法权益。在经济飞速发展、市场行情变幻莫测的当今社会,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的建立显得愈发必要和可行。其必要性可以从民主法治建设、公共资源节约、权利监督制约、便于获得赔偿等方面得以表现;其可行性主要体现在法理和法规两方面。     

论表达自由的界限（下）——从比较法、特别是普通法的视角切入

表达自由是自由社会的人们享有的一项带有普遍性的、根本性的权利,通常表现为宪法或法律规定的权利。鉴于各国政治和法律体制以及文化环境之不同,人们享有该项权利的普遍性和充分性存在很多差别,因此,可从比较法,特别是普通法的角度关注该项根本权利的行使及对其设定的界限和施加的限制,集中展示强加这等界限或限制的法理学说、理据以及方法和途径,并分析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论依法行政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策

在我国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 ,无论是观念上还是制度上都面临着挑战。因此 ,依法行政是一场深刻的观念更新和制度变革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宪政建设     

宗教自由基本权利的肥大症——关于宗教和世界观自由与一般权利有效性请求的关系

当人们通览宗教和世界观自由的基本权利在过去十几年里的实际运用和法教义学上的发展时,很难忽略其在规范性轮廓上萎缩这一事实。这一现象由构成要件要素的发展上更多地考虑主观标准所承载,并且经由联邦宪法法院在司法判例中对有关限制问题的决断性的、限制性的判决而被强化。因此,相对于依据宗教或者世界观的动机而提起的个人的发展请求,一般的法治国规范的有效领域持续地受到限制。当相关现象的潜在冲突在德国呈现趋势性增长的时候,这样的判断就显得越发的危险。     

论回避宪法判断原则

作为"权利的宣言书",宪法最明快地保护人权,理当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但即使在宪法审查制度发达的国家,法院在引用宪法上也恪守消极主义立场,尽量回避宪法性判断,在法律层面上处理案件,充分尊重普通法律的稳定和立法权的独立.然而法律的制定常受现实的影响,从而忽略宪法的基本原则,如果盲目坚持回避宪法判断的原则,就会姑息纵容损害基本权的立法行为.所以当基本权受到明显的、持续的、严重的侵犯时,各国法院仍会积极适用宪法判断.这一点也值得国内实务界和学术界适当借鉴,以应付以宪法为诉讼依据的案件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