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知思维到情动思维——裁判思维客观过程之研究

认知思维与情动思维是司法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两种思维方式,它们在形成裁判结果的机制中行使着不同的职能,并且前者在裁判中必然要向后者发生转换。但是,法官必须对此种转换之程序、原则和结果予以合理性论证,否则,易遭受裁判恣意之诟病。     

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诉讼化改造探析——兼论审判权的独立行使与法律监督的冲突与协调

权力制约论是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直接理论依据,司法实践是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现实基础,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新要求和新期待是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内在动力.对检察机关派员列席审委会制度的反思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程序设计与程序运作的反思,二是对影响程序设计与运作的观念反思.在改造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程序时,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改造,更需要观念层面的转变与更新.应当深化审委会制度的司法性,有限度引入被告人权利机制,实现审委会程序的诉讼化；明确法律监督的合理界限,建立法律监督的诉讼机制,确保审判权的正常有效行使；确立事后补救措施,旨在为被告人诉讼权利提供保障.     

宪法裁判与民主的悖论

当今许多国家为了维护民主纷纷建立了宪法裁判制度,然而也有些国家却为了民主不被侵害而拒绝宪法裁判。宪法裁判与民主的紧张自始至今从未消除,其实它们之间无矛盾性又无必然性,宪法裁判有助于民主,同时它也存在一定的民主风险。为发挥宪法裁判对民主的优长,应该运用法院的司法功能去避免其对民主的危害,这需要在宪法裁判与民主之间进行调适,恰当界定宪法裁判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适当领域。对存在民主缺憾的国家来说,宪法裁判不失为至关重要的选择。     

庭审证据调查研究

两大法系的审判模式决定了其各自庭审证据调查制度的特色,而传统中国刑事诉讼一直以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为模板,因此在保留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庭审证据调查制度的基础上适当借鉴英美法系庭审证据调查制度的合理因素,是中国刑事诉讼庭审证据调查制度改革路径的必然选择。具体的改革思路是(:一)贯彻“以听证为主、调查为辅”的原则(;二)在启动机制方面:规定以当事人申请为原则、以职权为例外(;三)对职权调查的限制措施包括:调查的范围、调查的程度以及调查的方式和结果的认证。     

刑法解释的常识化

条文解释的常识化和学理研究的经验化,是我国刑法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显著特点。刑法学中的所谓“常识化”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表述形式:一是刑法解释上的“公众认同”,二是所谓的“社会相当性”。刑法解释常识化是实现法律认识统一性的基础,是实现刑法公正与效率有机结合的重要条件,也是实现刑法目的的重要手段。但是,运用常识化方法解决法律适用问题,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协调该方法中内在的矛盾关系,即常识与专业之间的关系、科学解释与效力解释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目前的刑法解释中,需要走出将生活常识等同于专业知识、以感性经验替代科学理论的误区。     

我国刑事认证模式的改革与完善

刑事认证模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庭审方式价值目标的实现和庭审功能的发挥.本文通过对不同庭审方式下认证模式的考察和分析,指出庭审方式的类型直接决定了认证模式的选择,进而提出在我国控辩式庭审方式下,应建立当庭认证和裁判认证并行的"双轨式"认证模式,并对建立这种认证模式的具体措施提出了构想.     

试论审前程序主体在侦查阶段之关系

审前程序犹如刑事诉讼整个大厦的地基 ,如果没有科学的、合理性的建构 ,之后的诉讼程序将难以为继。本文通过采用结构主义理论和比较研究的方法 ,就刑事审判前程序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阐发和论证。总的目标是在侦查程序中构建中立司法机构的审查和控制机制 ,建立“程序性裁判”制度 ,使侦查程序中涉及限制人身权利和自由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和诉讼的轨道 ,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之间找到一个合乎理性的平衡点。     

论《物权法》第28条中“法律文书”的涵义与类型

我国《物权法》第28条因"法律文书"引起的物权变动,是司法裁判权、仲裁裁决权、强制执行权行使的结果,属于因公权力的行使发生的物权变动,故物权变动是否因公权力的行使而发生是确定该条款中"法律文书"涵义和类型的基础。由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及形成之诉各自功能所决定,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仅限于形成性法律文书,不包括确认性和给付性法律文书。形成性法律文书主要是指形成判决,即因形成诉权的行使作出的判决,而确认单纯形成权行使效力的判决不是形成判决。强制执行程序中拍卖成交确认裁定和强制抵债裁定也属于形成性法律文书。民事调解书不属于形成性法律文书的范畴,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     

司法主权与领事裁判权——晚清司法改革动因分析

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西方文化的广泛入侵。从朝贡制度到条约制度的演变,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缩影。鸦片战争后逐步形成的条约制度下的领事裁判权制度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产物,是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司法表现。晚清司法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企望通过修律新政以期挽救行将就终的晚清皇权统治,但其直接动因乃是肇始于收回因西方列强入侵而逐步形成的领事裁判权,从而维护固有的司法主权。这是一个颇为值得玩味的法权历史现象。     

制作主权：法权会议与近代法学话语实践

1926年召开的法权会议作为北洋政府一次废除领事裁判权、收回法权的外交努力源于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治外法权的决议。此次会议虽被国人寄予厚望却未能废除领事裁判权,而只是出具了一份描述中国法律及司法状况的报告书。法权会议报告书指陈中国法典不完善、司法不独立等等,庶几反映了当时中国法律的一个面向。最重要的是法权会议彰显了主权观念的勃兴,强化了近代中国为废除领事裁判权而效仿西法、改良法律的论证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