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事审判监督机制研究

民事审判监督机制是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制度及措施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非常重视民事审判监督工作,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设计了较为完备的民事审判监督机制,它既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又有完整的框架体系,形成了多部门监督、大范围关注民事审判的格局。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动荡频繁,使民事审判制度的运作效果打了折扣,但是该时期民事审判监督机制的周密构建,为当时民事审判公正性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当下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完善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     

从人权保护的视角考察宣告死亡制度

统摄现代法治社会的灵魂是人权,为失踪人设置的宣告死亡制度与人权保护紧密相关,人权的绝对性使宣告死亡的设置缺乏依据,而人权的相对性又使宣告死亡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良好制度,严格宣告死亡的条件,合理规定死亡的法律后果,使宣告死亡与人权保护相协调。     

刑事司法的性质--以刘海洋案为切入点

法院在刘海洋案的法律适用理由上,存在着重大的"合法性"瑕疵。这是法院在法律判决的合法性与妥当性间的无奈妥协,反映了刑事司法主流意识形态的尴尬。刑事司法的实质无非是:法律适用结果是否能够满足人们对刑法调整范围的心理预期。     

论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以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74条为切入

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因引起审判活动中断、诉讼程序倒流等法律后果,背离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特别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义而备受疑义。立足于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74条的规范语义,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分析、研判不应继续囿于以往刑事立法的框定内容,不能以此前规范可能形成的不利后果作为制度诟病的必然论据,而是应当通过更为多元、适恰的论理方法,将此议题的分析、阐释置于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现实语境之中,用以有针对性地回应审判阶段补充侦查制度项下的诸多疑义,并以此为基础演绎归纳出此议题之下以完善制度本体与优化配套机制为导向,以明晰同意补充侦查申请的条件标准、依据刑事诉讼客体同一性理论限缩补充侦查之缺失证据范围、恢复庭前实质性审查,以及强化对于根据在案证据进行裁判的释法说理为具体内容的渐进式改革路径。     

法治之不及: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再反思--兼评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治与人治的讨论

法治理论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曾论及法治之不及问题。国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治与人治的讨论由于受特殊的历史和心理原因影响,视角主要集中在法治的合理性上,而忽视了法治状态下人治问题的客观存在,进而忽视了法治建设过程中对于执法者自由裁量权的道德约束。     

The Judge Ses No Facts：on the Facts,Evidence, and Fact Identification under the Principle of Evidentiary Adjudication

Evidentiary adjudic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igns of progress of litigation and judicial civilization. There are three key concepts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evidentiary adjudication: facts, evidence and fact identification. They form a kind of logic relationship among proposition, the argument and conclusion. As a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judicial proof, the case facts have legal determinac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facts in philosophical sense, and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fact that as a foundation for the judicial judgment. As the basis of the facts, the evidence emphasizes more the relevance and legitimacy in form. As a logical end point of judicial proof, fact identification is a rational, rigorous proof, but the case facts happened in the past, the fact-finder can only see the evidence, and can only use the evidence to find the facts, which determines the uncertainty of fact identification.     

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定位与适用

公共政策所表示的 ,乃是政府 (在某些时候也包括政党尤其是执政党 )在一定时期里为满足社会的某一需要所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目标或纲领 ,它也常常意味着与国家立法不一致的政府行动 ,是影响司法过程和司法裁判的重要因素。公共政策的性质和特点要求司法机关在司法裁判中 ,在对公共政策给予必要的、善意的尊重的同时 ,对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力问题慎重对待 ,有条件地将之作为填补法律漏洞的一种资源     

从"自由裁量"到"理性裁量"--论证据判断的理性化保证

裁判者在判断诉讼证据价值上的自由裁量权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在自由心证制度下,证据判断上的自由裁量权得以正当化。但自由裁量并非任意裁量,而是由一系列制度制约和保障的合理裁量。我国也应当吸收相关经验建立证据裁量理性化的制度保障体系,使法官在证据评判中的“自由裁量”转变为“理性裁量”。     

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证明规则

尽管刑事诉讼法在 1996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订 ,对抗制开始引入中国刑事司法制度 ,但是司法证明机制并没有在这一制度中确立起来。结果 ,不仅控辩双方的诉讼对抗容易出现混乱 ,而且法官对于诉讼进程似乎拥有无限的自由裁量权。因此 ,在未来的刑事证据法中 ,必须重新构建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规则 ,使得法庭审判真正保持最基本的诉讼形态。     

裁判视野下之诚实信用原则——立足于法官裁判行为的研究

被多数学者冠以“帝王条款”之名的诚实信用原则，是多个具有不同性质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因而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与青睐。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有关诚实信用原则对法官裁判行为的影响却缺乏学者的关注。本文试图在肯定诚实信用原则对法官裁判行为具有硬性的拘束力这一命题的前提下，填补理论上的空白。与此同时。立足于法官裁判行为的视角，从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与实质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两个方面揭示其对法官裁判行为的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