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即时行情信息权属之探析

我国现有理论多以含义不清的“新型知识产权”指代证券即时行情信息权利,并试图从“数据库”或“知识产权”等角度对证券即时行情信息的权属进行论证。但现有的研究成果并未触及证券即时行情信息的权利本源,因此无法就商业实践中已经发生的信息权属争议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应根据基本信息与衍生信息的不同类别而分别以“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方式确定证券即时行情信息的权属并划分权利界限。     

抵押物转让中的利益衡量与制度设计

抵押人在抵押期间不丧失对抵押物的处分权,可以自由转让抵押物。但抵押物的转让需要顾及到抵押权人利益的保障,传统立法通过赋予抵押权人追及效力来实现于此。但这可能会损害受让人的利益,导致利益和风险分配的不平衡。抵押物转让制度的设计应当充分权衡抵押人、抵押权人以及受让人三者的利益冲突,并结合物尽其用这一物权法基本价值目标,做出妥善安排。由于抵押权是价值权,以价金物上代位为主导、追及效力为补充的抵押物转让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     

论防制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刑事政策

我国防制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刑事政策自改革开放初期至今,经历了从严厉惩治的对策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演变过程。针对假冒伪劣商品犯罪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合理认识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妥当处理报应与预防相统一的问题,并理性地看待《刑法》对防制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实际作用。在具体贯彻中,应当正确认识和运用“严惩源头”的刑事政策,注意长期坚持从严惩处的刑事政策,同时也要济之以宽,做到“严中有宽”,常态化地惩治和防范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犯罪。     

论无单放货引起提单物权性的争论

介绍了司法实践中关于无单放货的定性的发展历程以及当前关于提单物权性的不同观点,用间接占有的理论对提单的物权属性进行诠释,进而提出间接提单功能的阶段论说。最后运用间接占有的理论对无单放货的性质进行解释。     

Local Politics and Depolitisation in Chile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nsequences at the local level of decentralisation and state disengagement policies in Chile. We proceed in two stages. First, we analyse whether the nature of urban collective goods and services has changed from political to economic. Next, we study the effect of these policies on community/ authority relations, and more broadly, on local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the city of Conception serves to explore our questions. We conclude that the local community has adapted to the economic nature of collective goods and has developed the necessary organisation, technical and leadership skills. Power politics however have not disappeared but are now in higher institutional levels. Politicians do not seem to have followed the trend and thus have still to open to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nd legitimate representation as expressed by the citizens' aggregated interests.     

唐以前盗罪之变迁研究

尽管名称不一,但盗罪无疑是古今刑事法律均极为关注的罪名,今人也习惯于以财产性犯罪来理解传统中国的盗罪。然而,在中国文字初创之时,“盗”其实是泛指“不正”“不当”之义的词汇;至战国时代,才被相对明确地用来指称侵犯财产的行为,但其“不正”“不当”之义也并未完全消失。此种日常语义的多层次性也影响到战国秦至汉代的法律对盗罪的设计,使盗罪一方面以非法取财为主旨,另一方面又保留着超越财产性犯罪之概念限定的可能,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含义复杂性。至魏晋南北朝,立法者们虽试图对盗罪予以分化或净化,但由于“盗”字的日常语义依然具有多层次性,作为法律术语之盗罪的含义复杂性也无法彻底改变并最终遗留在唐律之中。     

国门安全治理的跨界性：双层跨域治理框架

国门安全是指口岸监管部门在进出境口岸通过履行其法定职能和被授权执行的法律法规所维护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以及在进出境环节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国门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国家其他方面安全及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国门安全是一种国际性的国内安全,具有跨境性与弥散性、动态性与线流性、建构性与主动性、外溢性与共生性以及虚拟性与无界性的特点,这就使国门安全风险的防控时空从口岸沿着跨境供应链前推后移,进而使国门安全表现出跨国公共产品的属性。各国的国门安全相互依存,国门安全治理日益呈现跨越国家边界、职能边界、层级边界、公私边界和时间边界的跨界性,不断提出国内和国际跨域治理的双重需求。然而,当下的国门安全治理存在着“碎片化”困境,体现为治理部门分散化、政策措施割裂化、政策执行差别化和国家间合作机制扩散拥堵等特点。因此,治理国门安全,应构建国内与国际同构的双层跨域治理框架,国际层面由双边和多边机制构成,国内层面由结构性、程序性和技术性机制组成,以实现对国门安全风险的全过程防控和精准化治理。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随国际、国内形势而变化。近年来官方对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视不仅促成中国对外援助指导思想的转变,也为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奠定了理念基础。中国为发展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实践不断丰富:一是基于本国成功经验而开展的减贫国际合作成为重要公共产品,二是通过创新农业技术合作方式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三是借助三方合作更好地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四是持续加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对外援助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经济、技术实力有限、援助项目可持续性不足、受援国国家治理与互不干涉内政之间协调困难、国际发展合作的话语权有待提升等挑战。未来,中国应注重从制度建设、资金筹集、可持续性提升、受援国能动性发挥、国际话语权提升等方面做更充分准备。     

论国际海上货运纠纷中经济损失的可赔性

海上货物运输纠纷中的损害事实指货方由于承运人的违约行为而遭到的损失 ,从实际发生的角度来看 ,损失包括货物物质上的损失以及经济损失。所以明确经济损失的可赔偿性以便以统一的尺度确定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已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