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探析

公益诉讼制度是保障公共利益和实现法律权利的重要司法制度,也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新任务。分析教育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困境,借鉴国外教育公益诉讼制度,探讨我国教育公益诉讼的概念、主体资格以及适用范围和情形,可发现从立法层面建立健全教育公益诉讼制度十分重要,将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和正义。     

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社区自治问题再探讨

社区自治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为实现社区品质的提升而采取的居民自我治理的方式。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社区自治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的过程。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对自然而治的社区治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梳理，而今天社区的复杂性决定了社区的自治已经不能主要靠“习惯”来解决问题。“自觉治理”成为社区自治的突出特点。充分认识今天的社区自治必须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这对于深化我国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     

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安全注意义务——以“瘦肉精中毒”事件为例

目前．科研成果在推动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力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的科技人才可以说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科研人员在我国科学技术领域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普通人眼中。科研人员似乎是知识渊博，学问深不可测。当然，在提到科研人员时，也有人会认为，那是既有名又有利的职业。可是，随着“瘦肉精中毒”事件的发生，人们有必要对之有更深一步的认识：他们身上还肩负着一种社会责任——安全注意义务。     

宪政视角下的公共财政的法律特征

公共财政不仅是国家为了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而从事的一种经济收支活动，而且是宪法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张力。从宪政视角考察其法律特征，民主性是公共财政的逻辑起点，法治性是其形式要求，公共性是其终极价值。     

论缔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立法趋势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和实现人类共同福祉的必然选择。是人类在探索解决环境问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发展形态及其系统理念和战略思想。它通过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本文通过对其涵义、要求、伦理基础等的分析，提出将缔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贯穿整个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以其基本理念指导制定、修改、补充和完善相关法律，明确缔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遵循“在不断完善国内国际立法的同时追一步加强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相协调”这一必然趋势以适应人类社会发展之客观要求。     

从人性恶到有效治理：权力制约的新思考——兼论中国权力制约机制的完善

主流理论多从人性角度证成权力制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此一研究路径存在着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应当从权力的有效治理的角度来重视认识权力制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论法院调解的强制性——以我国台湾地区民事强制调解程序为比较

民事调解以自愿为核心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调解不存在强制性内容。调解的强制性以强制调解为集中体现，既包括程序上的先行调解，也包括实体上的法官裁定调解内容。尽管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法院附设调解模式与大陆诉讼调解模式不同，但其先行调解的规定对大陆调解模式改革具有启迪意义。应当承认调解在某些方面具有强制性因素，从分析特定纠纷的性质以及诉讼存在的不便来看，应在我国大陆调解模式中设立强制调解。     

汽车牌照的性质及其在物权法上的作用——兼评汽车牌照的拍卖

汽车牌照是汽车上路行驶的法律要件之一,但是汽车牌照能够成为拍卖的标的吗?从法律上考察,汽车牌照是何性质呢?汽车牌照与汽车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作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有关汽车牌照的问题:一是汽车牌照的非财产性质;二是被拍卖后的汽车牌照的财产性质及其所带来的问题;三是汽车牌照在物权法上的作用。最后,笔者得出结论:汽车牌照是不能拍卖的。通过汽车牌照的拍卖以达到限制汽车增长的目的也不可能实现,并且是违反伦理的。     

论犯罪的本质特征

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必须为古今中外所有种类的犯罪所共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都不具有犯罪本质特征的属性。应受刑罚惩罚首先是某类行为被作为犯罪纳入刑法的原因．而后才是某个行为违反刑法所应得到的结果，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确定罪与非罪的标准，只有应受刑罚惩罚性才是犯罪的本质特征。     

对“哈啤”案的几点思考——兼论商品特有名称的法律性质及其保护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擅自仿冒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不是所谓的“中国特色”、一时之需。相对于注册商标,商品特有名称是商品表征中相对易变的部分,也是商品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是符合商品流通规律的。对于商品特有名称的简称等非正式名称,在具备公示、持续使用和特有性的条件下也构成商品特有名称,从而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商品特有名称在本质上是未注册商标,对其应限定于为相关公众所共知的范围内适度保护,才能保证经营者有相当的行为自由和较低的信息搜集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