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及恩格斯的诠释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内含了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它实际上是一种自然观与社会历史观相统一的一元论历史观。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象和适用范围限定在单纯的社会历史观领域,同时提出辩证而又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概念,从而将马克思的一元论历史观二重化了。     

警察的政治分析

警察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现象,与人类的政治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警察作政治分析,就是从政治权力的不同层面,对警察性质、警察功能、警察体制、警察与执政党、警察与行政、警察权与公民权、警察与现代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以便准确把握警察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现象的本质。     

犯罪主观方面认识因素再探讨——以我国主流刑法学教科书为评论对象

犯罪主观方面的认识因素是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对其内涵合理的界定及充实,是科学厘定犯罪行为人对此承担义务的依据;我国刑法理论界,对诸如行为的违法性不属于行为人认识的内容,已经达成共识,但又将对行为性质和行为客体的认识纳入认识的范畴,存在体系上的内在冲突,其根源在于将构成要件与构成要件事实的等同;将认识因素有无的标准界定为以主观标准为主、客观标准为辅,貌似科学,实际上难于把握;唯有坚持客观标准,以常识、常情、常理平等地对待相应的行为人,方能将刑法中的主客观一致原则坚持到底。     

论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

关于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主要有附随义务说和法定义务说两种学说。附随义务说将安全保障义务定位于合同义务存在诸多不足。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应以侵权法上的法定义务为原则,以约定义务为例外。     

科学发展观论域中人的创构逻辑

在科学发展观论域中,人的创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思想的逻辑、生态的逻辑和现实的逻辑四位一体的合成。它们分别与自然—社会文明中的科学人、思想—制度文明中的文化人、全球文明中的世界人创构以及未来文明中的未来人的创构相互适应。科学发展观是人的创构逻辑的重大创新,是对全球文明的宝贵贡献、对未来文明的重要开启。     

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研究

宅基地使用权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物权法》中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规定为社会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通过分析宅基地使用权的性质,明确了我国宅基地使用权的立法规定,同时研究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公司担保无效责任的复位 ——基于责任性质、主体与效果的区分视角

在实践中,即使公司担保行为无效,公司仍然普遍须承担实质上类似有效担保的责任。这一不合理现象的原因在于法院对过错的不当界定乃至强加。以过错为线索,可以区分担保无效责任在性质和主体上的不同层次。在性质上,当担保合同自身无效时,公司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在担保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时,公司只承担故意侵权责任。在主体上,行为归属要先于过错判断,当代表人行为可约束公司时,公司承担责任;否则由代表人自行承担责任,公司无须承担替代责任。责任主体的区分会进一步导致担保行为"无效"和"不生效力"的区分。性质和主体的区分会相应校正担保无效责任的范围,并排除追偿权。唯有使公司担保无效责任回归一般体系,才能避免过度强调或者不当忽略公司担保的特殊性。     

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评叶伟钢诉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案

现代公共管理不再由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大权独揽,未经公法授权的私人机构亦能占据一席之地。一些机构的公法职权与私法职权界限日渐模糊,导致难以判断这类机构实施的行为究竟属于公法范畴还是私法范畴。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即属于此种情况的机构。叶伟钢诉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新加坡高等法院通过此案确立了司法审查中的渊源标准与实质标准。即使决策机构未经公法授权,但只要该机构在事实层面上履行了公共职能,其决策就可能需要受到司法审查。叶伟钢诉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案中确立的司法审查标准,对于讨论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行为的行政可诉性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大数据时代政府数据开放性质与立法研究——以贵州省贵阳市的立法实践为例

政府数据开放作为一项纲领性的政策要求,是开放政府运动的必然结果。知情权作为政务公开、信息公开、数据开放的逻辑起点,极易引起实务界和理论界的认知混淆,相似说、交叉说、独立说便是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关于政府数据开放性质的认定,相似说、交叉说一度占据主流,但随着政府数据开放实践的深入、《信息公开条例》立法框架的变更、政府数据开放流程的确立,独立说受到关注。通过对贵州省贵阳市政府数据开放立法实践的深入分析,政府数据开放的功能定位、专业立法模式契合了独立说的基本观点,也迎合了开放政府的基本诉求,释放出政府数据开放的内在活力。因此,基于独立说的性质判定,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立法应以政府数据增值利用权的实现、数据财产性价值的发掘、专项立法模式的选择为价值目标。     

权力人腐败的机会主义动因及其矫治

人类经验表明,权力腐败实质上是权力人的违法腐败。机会主义人性行为分析证明,权力人的腐败本源于权力人的机会主义人性,是人性利己与利他矛盾内耗的外在表现。通过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代理人机会主义和权术机会主义的观察也发现,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规则约束,权力人从本性上必然会利用机会甚至创造机会滥用权力,作出谋求私利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败德"行为。因此,为了防止权力人的腐败,就需要以多重制度设计抑制权力人的机会主义心理,约束权力人的败德行为,矫治权力人的权力滥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对权力人机会主义腐败的治理将是一场需要战胜自我本性的持久战,要打赢这场反腐持久战,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国家反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系统化、协同化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