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契约非稳定性的探讨

国家契约是调整各国能源开发和公用设施建设的重要法律工具。但由于国家契约中国家作为主体一方出现,公权力的影响涉及国家契约很多方面,使国家之间和私人主体之间利益平衡难以实现,尤其是近年来间接征收的出现更加剧了国家契约非稳定性,从契约中寻求非稳定性的救济途径难以达到预想效果。在当今各国依然以能源开发和公用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背景下,以平等自由理念构建国内法制度对国家契约的稳定发展应有一定意义。     

论惩罚性赔偿的性质

惩罚性赔偿是一种超额赔偿.惩罚性赔偿是否具有惩罚性,理论界存在争议.惩罚性赔偿的定性影响到法律程序的选择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基于保护受害人人格尊严而进行的赔偿(或者称为精神赔偿)和促使行为人将行为成本全部内化的威慑性赔偿,在性质上仍然归于民事处罚的范畴.对于基于报应正义而进行的惩罚性赔偿才是真正的惩罚性赔偿.刑法适用范围很小,只有当行为人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且其有非常大的道德可责性时,才能用刑罚威慑.在传统二元结构框架下,有大量的违法行为逃避法律的制裁,三元结构中的惩罚性民事责任可以弥补这种缺陷,强化法律的社会控制力.然而,惩罚性民事责任的扩张,会严重地威胁到个人的权利.因此惩罚性民事责任应当受到严格的监督和控制.     

司法公正何以看得见——关于我国审判方式的思考

我国当前审判方式的缺点是，不能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公正：开庭方式无需当庭宣判，难免引人质疑；闭庭方式偏重书面材料，具有神秘色彩；特殊方式情形过于特殊，淡化外在标准。司法公正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对审判方式提出的要求在于：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法官的职权服务于当事人的权利；发挥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作用，实现控辩力量的平衡；维护法官独立审判的权力，限制法官的任性。围绕司法公正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改革我国的审判方式，应当从内外两方面入手。内在方面是使审判方式改革与司法制度改革同步进行，关键是改革审判管理体制和陪审制度，并推行公开审判制度。外在方面是赋予现有的审判方式以新的活力，即突出开庭审判和当庭宣判的主导地位，闭庭方式与特殊方式限于基层人民法院在简易程序中合并适用，高级以上人民法院实行巡回审判。     

社会学视野中的弱势群体子女教育及意义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弱势群体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利于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防止断裂社会的产生;有利于提升其向上流动的人力资本,消除贫困的代际传递;有利于逐步形成以自致性因素为主的社会分层机制,促进整体的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实现充分社会化,消除社会的结构性紧张。     

欧洲民法典草案消费者买卖合同风险移转研究

风险移转制度是货物买卖核心制度之一,也是立法者最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之一。基于交付主义的优越性,欧洲民法典草案明确采纳了该理论。然而,随着消费者概念的出现及消费者保护主义理念的兴起,传统的交付主义及其具体规则在适用于消费者买卖合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问题。为此,有必要在消费者买卖合同中确立风险移转的特别规定。     

两岸关于旅游合同最新立法例的比较研究——以祖国大陆《旅游法》的制定为中心

以祖国大陆《旅游法》的制定与实施为标志,旅游合同于祖国大陆终于实现了规范化。而将其与1999年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新增有关旅游合同之法规则进行对比,可发现二者在总的立法体例、主要规制的内容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在缔约双方一些具体权利义务的分配上仍有差异。如祖国大陆《旅游法》所规定的旅行社告知义务内容的明文化、因旅游者原因所产生合同解除权的列举式立法、旅游合同违约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缓和、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引入;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债编规定的旅行社对旅游者购物瑕疵之协助及处理义务。而这些细微的差别也为两岸旅游合同法的相互借鉴与改进预留了空间。     

发展与嬗变:中国刑事诉讼法治化40年

我国1979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在经历了1996年、2012年和2018年三次重大修订后,逐步进入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轨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我国刑事诉讼法治化的全程,健全与完善人权保障制度、建立多元诉讼程序体系、实现程序正义是其主线。其间,刑事诉讼程序法治化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并逐渐实现了立法设计与司法改革、立足国情与借鉴域外、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融合。     

What Mr. Spock told the earthlings: the aim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action-guidingness and fact-dependency

Abstract

Recently, G. A. Cohen introduced an influential distinction between fact-sensitive and fact-insensitive principles arguing that all basic normative principles are of the latter type. David Miller rejects this claim submitting that the validity of basic normative political principles depends on some general propositions about human nature and societies; for example, that men’s generosity is ‘confined’ and that nature has made ‘scanty provision’ for his wants. Miller ties this view of the nature of basic political principles to the view that political philosophy ought to guide people engaged in real-world politics and claims plausibly that in order to fulfil this purpose, political philosophy must be informed by social science. I argue that Miller neither succeeds in showing that basic principles can be fact-sensitive, nor establishes an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hen-Miller disagreement on fact-sensitivity,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nature and aim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on the other hand.     

《民法典》法定解除权的配置机理与统一基础

《民法典》中的法定解除权基于不同法定事由产生，但在法教义学上有统一的基础。一是它们均导致基于不同角度判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二是法定解除权使当事人摆脱合同义务，重获行动自由，且通常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合同编通则中的法定解除权规范蕴含了效率、公平、诚实信用等不同理念，分则中的解除权规范多为通则规范的具体化，但也包含对当事人之间的人合性、法益权衡等的考量。法定解除权的终极正当性依据需要从当事人的合意中寻求，法定解除权与契约自由并非扞格不入，但前提是立法者对当事人美德的想象。与《合同法》相比，《民法典》强化了合同解除在终结合同僵局、建构当事人新法律关系方面的功能。但解释论还需澄清法定解除权的一般要件、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中解除权的衔接、固定期限继续性合同履行中的僵局等问题。     

我国巡回审判的实践反思与制度构建

巡回审判制度是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它所体现的“两便”和“三个面向”原则在化解基层纠纷、维护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提高审判效率等方面具有显著意义，在普法宣传方面也彰显了独特的辐射效应。但巡回审判制度在当前司法实践中的运行尚显粗放，存在着规范缺失、效果不理想、缺乏长效实施的动力机制等诸多问题，需要进行法治化的制度设计，也需要在人才管理、物质保障、部门联动等方面实现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