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利、个人自由与国家繁荣

财产和财产权是文明社会的标志，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是看财产权在该社会中得到保护的程度。法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对财产权都给予相当关注。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财产权，事关个人自由和国家繁荣。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必然逻辑性地催生私有财产权的回归。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主体及其法律保护

言论自由的主体是自然人 ,出版自由的主体是自然人和法人 ,新闻自由的主体是法人。法律应当对言论区别不同类型给以相应的保护 ;对出版自由 ,法律既要保护 ,又要限制 ,但二者的界限尚有待明确 ;法律对新闻自由在保护的同时 ,要注意它与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与公众人物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采取不同的调整手段。     

迁徙自由的法理学分析

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有着自然的属性,有必要在法理学层面就其权利性质加以考量,从正义、秩序和规则等涉及法的价值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并从法治与迁徙自由的关系方面加以探讨,发现:迁徙自由实乃法治的应有之义。     

论言论自由的刑法意义——从思想言论罪到言论自由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言论自由不仅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手段，也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我国历史上，思想言论罪曾经长期存在。当今，言论自由则是民主社会的基石。在言论自由的刑法保障中。政府的谅解是言论自由得以保障的根本保证，权利滥用的刑法限制则是其重要保证。     

权利空间的拓展——农民迁徙自由的宪法学分析

迁徙自由是人们追求幸福、实现人生价值和目标的“复合性”权利,它在整个宪法权利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以限制迁徙自由为实际内容的户籍制度,造就了不公正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阻隔着人们以自由迁徙的方式完成“地缘的结合”和“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并直接形成了与宪政精神的抵牾。迁徙自由体现着对人的价值的宪政关怀,它为农民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及其权利的拓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瓦解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并祛除由此而生的城乡歧视、城乡差别提供着制度上的契机与可能。同时,以农民为主体的自由迁徙有助于形成政府间竞争博弈的宪政权力结构,有助于形成宪政所必需的公民意识和政治理性。只有当农民以具有完善人格和个人理念的“自由公民”形象出现并真正成为政治关系的完整主体时,才能为宪政和法治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论投票权征集制度中的代理权

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总结了投票权征集制度中的代理权不同于一般代理权的特征;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投票权征集制度中的代理权不同于一般代理权的特殊权利义务内容;第三部分又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对我国在投票权征集方面的立法提出了三点具体的建议。     

论思想自由权的宪政保护

思想自由权在我国宪法中未被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这与国际公约和各国立宪潮流不符 ,事实上 ,思想自由权载入我国宪法完全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我们应当以思想自由权入宪构想为契机 ,顺应“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美好愿望 ,建立起中国的思想自由权宪政保护体系     

美国冒犯性商标注册审查标准的变化及其启示——从涉新冠疫情商标申请谈起

《美国兰哈姆法》第2条a款和我国《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在国际公约义务和惯例、立法目的、条文开放性上有相似之处,但在商标注册层面的表达自由和遵循公序良俗边界的认定上差异巨大。表达自由不应逾越遵循公序良俗的国际惯例和国内司法习惯,美国式的完全放开商标注册层面的表达自由不符合我国传统价值观下公众的合理预期。我国在适用"不良影响"条款时需要把握表达自由与遵循公序良俗二者的界限,避免过宽适用"不良影响"条款而吞噬表达自由的空间,应以本土性价值判断克制条款的适用。     

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宪法解释

八二宪法的集体土地制度包括所有权层面和使用权层面。无论是五四宪法还是八二宪法,从农民土地所有权到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变化无非是国家管理农村经济手段的变化。但八二宪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确立既带有国家管理手段变化的色彩,也带有基本权利的色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现与自留地的保留一样,也是农民用生存权进行抗争的结果。因为其生存权属性,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对抗国家性,当然这种对抗国家性是伴随着现代法治观念的传播逐渐增强的。同时,由于其内在缺陷,生存权无法完全有效对抗国家权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需要从生存权本质转向自由权本质。     

Access to Reliable Public Records as Evidence for Freedom of Information in Commonwealth Africa

Abstrac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the benefits of openness for empowering citizens, strengthening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ending poverty has emphasised the importance of achieving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through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open data. The ability to achieve openness depends upon the quality, completeness and accessibility of government records and data. However, chronic problems in managing this information in many Commonwealth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undermine the ability to achieve these goals. There is a critical need to develop and share solutions for managing this essential resource as a basis for digital governance across the Commonwealth,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the post-2015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