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表达自由的界限（下）——从比较法、特别是普通法的视角切入

表达自由是自由社会的人们享有的一项带有普遍性的、根本性的权利,通常表现为宪法或法律规定的权利。鉴于各国政治和法律体制以及文化环境之不同,人们享有该项权利的普遍性和充分性存在很多差别,因此,可从比较法,特别是普通法的角度关注该项根本权利的行使及对其设定的界限和施加的限制,集中展示强加这等界限或限制的法理学说、理据以及方法和途径,并分析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物权的经济分析

物权状态二元结构理论可挑战甚至取代所有权权能结构分析。一些长期争议和令人困惑的以权利、权力及其关系为内容的理论问题,运用物权二元结构理论＂公式＂求解,则可以发现入口和找到出口,且能定纷止争。权利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对立统一性,是权利自由和受约束的方法及依据;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是限制、解放和扩展权力,即权力的合理配置;市场与政府职能分工,主要是明确公权力与市场权利的边界,公权力管制的领域限于动态权利的行使;国有物权的流失和浪费,主要是因为主体代表权没有限定权利边界而可以轻易地滥用公权力。     

隐私权保障三论

隐私权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项人格权,受到各国以及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但我国对隐私权的关注和研究起步较晚,在理论与实践中有许多问题亟需澄清。有必要从比较的视野研究域外隐私权的保障依据、保障界限以及保障模式,目的是在比较和借鉴中为中国隐私权保障的制度建构提供理论基础,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完善的建议。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模式的选择

宅基地使用权禁止流转制度无疑成了宅基地发挥其土地价值的巨大障碍,实践中已形成错综复杂的宅基地使用权的＂隐形市场＂,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通过房地分离和设立法定租赁权,建立与此相适应的宅基地有期限、有偿使用制度及完善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制度等配套措施,以较少的成本解决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是较为合理的方案。     

采用Identifiler系统判定消化系统肿瘤组织身源准则探讨

目的 探讨采用Identifiler系统进行消化系统肿瘤组织身源判定时共有等位基因数(IAn)和全相同基因座数(A2)的标准.方法 在对l05对消化系统肿瘤组织-身源正常组织对进行Identifiler系统分型的基础上,依据IAn和A2的有限分布原则,将IAn的16种取值代入已建立的相应判别函数,通过Fisher判别准...     

契合或分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权能的政治学分析

以权利为基础实行的一系列政治行为是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功能的手段。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功能为导向形成了＂领导、合作与协商＂的功能结构。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三大职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功能权能的评价方式。在我国政治实践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功能权利的赋予主要来自政治层面,而作为组织体系的权利属性则相对较弱,因此,影响了其功能和职能的发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权能在理论和实践中是契合还是分离,决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职能作用的发挥。     

论生态文明及其法律制度保障

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生态文明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一种精神文明,其核心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环境权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出现,不但是对权利体系的进一步丰富,而且是人权的进一步发展,更是生态文明的创举。当前,完善生态立法、加强行政执法力度和加大司法介入力度等法律实施的各个环节进行保障,才是生态文明法治的关键。     

论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

如实告知义务是保险法中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近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与如实告知义务有关的保险人拒赔纠纷或投保人骗保案件不减反增。因此,透过这一表象,有必要对我国告知义务制度的合理性、规则的可行性等深层次问题重新进行审视,并对我国立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建言献计,以期对我国的告知义务制度的合理构建有所裨益。     

巴西环境保护法律机制评析

20世纪60—70年代巴西创造了经济奇迹,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为应对环境问题,巴西确立了体系完整、规范细密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但由于受历史因素和旧制度惯性以及官员腐败的影响,由环境行政和环境司法构成的法律实施机制未取得较好成效。为此,巴西提出了与时俱进的环境政策。但其环境保护法律机制经常受到经济发展政策的干扰,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今后,巴西环境诉讼有待完善,环境行政执法能力有待提高,尤其是法律实施机制的基础性制度及其他相关制度需要不断完善。     

民生改善问题及规制路径初探

民生改善是民生系统发展和更新的动力机制。当前我国民生改善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改善的创新性与改善效果难题、改善依据的政策属性与改善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难题、监督和救济途径的非法治化与改善行为矫正难题等。针对上述问题,只有对民生改善涉及到的各种问题进行利益衡量,才能客观评价改善效果;只有综合运用政治和法律途径,才能保障改善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只有拓展监督和救济方式,才能有效矫正改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