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存在范围的批判性反思

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催生出了更多的单位犯罪,我国1997年《刑法》正式将单位确定为犯罪主体,这对于打击单位犯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由于立法层面上没有兼顾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之间的逻辑平衡,加之刑法理论界相关研究的匮乏,导致在司法层面上对单位犯罪的认定各行其是,以致使得刑事司法难以应对诸多的新型单位犯罪。因此,针对单位犯罪研究与司法操作的混乱局面,深入探究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关系,进而全面思索刑事立法对于单位犯罪加以干预范围的明确化和视角转换问题,对于完善单位犯罪刑法规制体系具有立法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前瞻性。     

论公司社会责任及其规制

公司社会责任在本质上不是个严谨的法学术语,而应隶属社会学范畴,与个人社会责任相呼应,内容包括对于股东之外的、与公司密切相关的主体的社会性义务承担。公司社会责任的有无与公司本质的认定密切相关,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应维持公司的营利性本质,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须在不违营利性的框架内运转。结合对公司社会责任规制的比较法考察,我国公司社会责任规制问题的合理进路是外部引导督促与内部优化改善相结合,促使公司在接纳社会责任思想的前提下主动承担社会性的义务。     

论中国公司代表人制度的改革——以两大法系比较研究为视角

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制度具有法定唯一性,体现了非常强的法律干预特征,实践中给公司经营带来了不便,同时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效果.考察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公司代表人制度可以发现,公司自治是各国代表人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辅以必要的法律干预.我国的公司代表人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应在公司代表人的产生、代表人模式等方面增强公司自治,另外严格代表人的责任,明确特别关系中的公司代表人,从多方面全面改革法定代表人制度.     

证券交易所的公司化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90年代开始的证券交易所公司制改革趋势,已经使公司制成为当前全球证券交易所的主导治理模式。鉴于公司化改革可以强化证券交易所的自治地位,改善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建议大胆借鉴国外证交所公司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证券交易所的公司化、股份化和最终上市。在证交所公司制改革以后,还要强调证交所在发挥自律监管职责方面的社会责任,并推出具体的制度设计与措施保障。     

Reimagining Sutherland 80 years after white‐collar crime*

Eighty years ago, Edwin H. Sutherland conceptualized and defined white‐collar crime. In this article, I engage retrospectively with Sutherland's ideas and work to emphasize important aspects that continue to guide research today; to note where he was prescient as well as shortsighted. I center this discussion around “corporate crime” or crimes by business. Four main themes are discussed: 1) law and official responses to corporate offending—the data problem, 2) corporate crime and the life cycle of organizations, 3) psychological and trait‐based explanations, and 4) consequences of definitional ambiguity.     

企业合规制度的三个维度——比较法视野下的分析

建立一种有效的合规计划,已经成为西方企业进行内部治理的重要方式。我们可以将合规管理与业务管理、财务管理视为当代公司治理的三大组成部分。但是,西方企业之所以在建立合规计划方面具有强大的动力,是因为合规在刑法上具有多重激励机制,也就是,建立有效的合规计划可以成为涉嫌犯罪的企业寻求不起诉、作出无罪抗辩、获得减免刑罚乃至与监管机构签署暂缓起诉协议的重要依据,企业由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也正是在这种刑法激励机制的作用下,西方律师业逐渐发展出来一种重要的合规业务,将独立的合规调查、对监管起诉的应对以及合规计划的打造作为这种业务的基本内容。只有将企业合规同时视为公司治理的手段、刑法上的激励机制以及律师协助企业防范法律风险的业务,才能对其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解。     

韩国企业集团公司治理结构特征分析及启迪

韩国具有垄断资本特征的、依仗政府的扶植政策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企业集团的产生及成长过程决定着其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家族控制与家族经营、过度依赖政府、资本结构中负债率过高等。在企业集团治理机制方面,企业控制权通常掌握在某一个仅持有少量股份的家族所有者———管理者手中,政府对商业银行的控制使得银行总是在扮演着“提款机”的角色。探讨韩国企业集团公司治理结构特征,对我国企业内外部治理结构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完善我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文中就我国修订公司法时应当正确处理的三个关系、股东与公司的财产权性质、先公司合同的法律效力、“一人公司”的取舍、公司资本制度的抉择以及公司的治理结构等六方面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分析,结合公司法修订草案的有关规定进行了深入的点评,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实践《公司治理规则》的法律途径--论修订后的《德国股份法》第161条

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制定了《公司治理结构规则》以后,很多国家都相继制定了自己的公司治理规则。德国不仅制定了《公司治理规则》,而且通过对《股份法》的修订,从法律的角度强化上市公司对公司治理规则的遵行,以期达到完善公司治理的目的。     

和谐社会建设与非公有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研究

非公有制企业是数量最多、比例最大的企业群体,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应自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基于和谐的视角,非公有制企业应承担起相应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等责任。我们应从和谐社会的构建、企业家素质和企业文化的培育、责任评价体系的建立和社会监督等方面进行相关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