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经济学视野中的外部性及其解决方法分析

对于外部性的含义,学者们多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界定;而对于外部性的解决方法,学者们又多从制度的角度加以寻求。从法律视角即权利和义务的角度,也可以对外部性进行界定,并由此提出法律解决的方法。在解决外部性方面,经济法机制优于民法和行政法机制,但经济法解决外部性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法治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主要基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经过近10年的探索和实践,人们对于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的认识日愈成熟和自觉.英国、美国和中国的法治实践证明,法治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加深对本国国情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法制和认同法治的过程.     

法律职业化与司法现代化关系的若干理论问题

法律职业化与司法现代化的共同理论语境是现代性理论 ,共同实践背景是法制现代化运动。法律职业化意味着一个经过法学理论熏陶和法律知识传授之法律职业家共同体的形成 ,这个职业家共同体共享法律价值并娴熟于法律技能。司法现代化作为法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倡导并通过现代司法制度确认司法独立、程序正义、程序效率等基本价值准则。法律职业化与司法现代化之间的理论关联可以从法律与经济关系、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司法制度资源供给与分享、法律作为科学学科和知识体系、司法效率实现等多种维度进行分析和把握。     

《法国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法之剖析

《法国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之一,但它并没有彻底割断历史,而是在革命的基础上对历史和传统的继承和妥协,尤其是在婚姻家庭法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完全丧失了财产法领域以及债法领域中随处可见的自由、平等的革命精神。从传统的影响、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和拿破仑个人的影响三方面剖析了其产生的原因。     

我国秘密侦查法治化新探

尽管秘密侦查在打击黑社会、毒品等智能化、组织化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具有隐蔽性、易侵权性、当事人救济的困难性等特征,决定了其极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了使我国的秘密侦查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一种高水准的平衡,就必须实现秘密侦查行为的法治化。因此,我国应在借鉴国外秘密侦查立法和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刑事立法来规范秘密侦查行为,将其早日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略论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

涉外产品责任是一种特殊的涉外侵权责任。在法律适用方面,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较具代表性的有侵权行为地法、政府利益分析法、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及原告选择法律、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条约等,各有利弊。我国现行法规关于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存在较多缺陷,亟需完善。     

构建和谐执法环境与提升警察管理水平的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警察管理者能够把握管理学科的系统框架,深入了解现有警察管理法律法规,注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素质的共同提升,不断推动管理创新。构建和谐执法环境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客观要求,提升警察管理水平是构建和谐执法环境的必要条件,通过实现优化警察执法环境和提升警察管理水平,将有效促进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     

试析行政法领域的思想解放及其走向

新中国行政法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它前行的每一步都凝结着思想解放的成果,它未来的发展亦有赖于思想进一步解放。行政法观念与制度变迁的基本走向是:从管制行政到控权行政再到服务行政,从依政策行政到有法可依再到实质法治,从全能政府到职能转变再到行政组织法治化,从单方强制到刚柔相济再到合作参与,从轻视程序到程序合法再到程序当正,从公权神圣到接受监督再到完善监督、救济制度和建立责任政府等。     

日韩产业政策立法的演进及启示

日本、韩国经济迅速发展，产业政策法对两国经济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以演进历史为视角对两国的产业政策立法进行深入的分析，寻找其演进的规律，发现两国产业政策立法完善；注重发展中小企业；灵活运用反垄断法；关心产业政策法内部结构的协调；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更加关注产业技术立法，产业组织法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中国产业政策立法的经验。     

Company Law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Renewal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Bulgarian Dilemma

The main objective of company law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s is to provide rules and secure efficient functioning of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that maximise the value of enterprises and safeguard interests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Company law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model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evolved in specific historical, cultural, market and legal conditions that prevent their direct transplantation elsewhere. Assessing available experiences, former centrally planned European economies, engaged in sweeping transformations, are challenged by the need to recreate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business discretion of managers to work for corporate value maximis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This essay undertakes an explorative discussion on the possible choices and the costs and benefits related to principalagent problem resolution i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institutions and the case of Bulgar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