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人权责任之法理基础与美国司法实践考察

跨国公司作为输出资本的重要工具，其营利性必然与东道国人权保护政策发生一定程度的冲突。美国法院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跨国公司人权责任判例，以不方便法院理论、私益与公益平衡原则为根据主张对海外人权违反案件的诉讼管辖权。我国应适当借鉴美国经验，积极立法，适时主张对此类公司在海外实施的人权违反案件的管辖权，合理维护我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商业利益。     

再论扩大我国行政诉讼的司法变更权

在我国,司法变更权实际上是国家权力机关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人民法院的职权,是国家权力的具体配置。目前我国行政诉讼的司法变更权适用范围过窄,扩大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有利于充分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对行政权的全面监督,是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校办企业改制中税收筹划的思考

高校科技产业同社会企业一样,具有独立核算、依法纳税的义务,随着校企改制的不断深入,高校企业的设立、合并、分立以及整体资产转入等经济行为,必然带来企业性质的根本变化,这就要求企业的管理者认真领会税收政策,根据本企业的经营特点认真做好税收筹划,用合法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从而提高企业效益。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可诉性探讨

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是处理交通事故中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其认定主体的特定性和权威性,体现在相对一方当事人没有其他选择余地的只能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法律法规授权作出的一种行政行为。该责任认定行为直接关系到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不服,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以及行为对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影响,应当提起行政诉讼。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若干问题引发的思考

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法院的职权取证、证人制度的规定存在着不足和缺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的一些成熟的、司法实践中已证明行之有效的学说和制度,结合我国国情,对这些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妇女离婚问题——以江苏省高等法院1927-1936年民事案例为例

民国南京政府时期,妇女在法律上拥有与男子平等的离婚权利,但是,从原因来看,妇女提出离婚诉求主要是因为男方的虐待、遗弃以及疾病,并且,在通奸问题上,男方与女方有明显不同的表现.妇女的离婚不仅受到了法律上证据问题的困扰,还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在离婚后的妆奁与抚养费用上,妇女的合法权益一般得到了法院的保护.     

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论纲

现实中刑事被害人在受到侵害后往往因种种原因而使其受损权利得不到恢复,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应从援助的原则、主体、对象、机构、方式、资金、程序等方面入手科学构建法律制度,充分关注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问题。     

诉的利益与行政公益诉讼

诉的利益是指运用诉讼程序为当事人提供权益救济的必要性,其消极功能在于限制原告滥诉、消除被告无端应诉和避免司法资源浪费,其积极功能表现为促进实体法上未得到明确肯认的权利和利益的形成。诉的利益所具有的这种积极功能与现代服务行政条件下行政法的价值追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进而也为行政公益诉讼的产生提供了依据。事实上,通过对起诉人是否具有诉的利益进行衡量和判断还可以有效防止行政公益诉讼中可能的滥诉。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犯罪主体之探析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关于本罪的犯罪主体,刑法明确规定为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刑事诉讼法又将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限定在审查起诉和审判两个阶段。这一规定已远远落后于司法实践的发展,事实上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辩护和诉讼代理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都可能发生具有相当危害性的妨害证据的行为,因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每个阶段都可能以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的身份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在立法中对此予以确认也势在必行。     

论我国行政诉讼之现状——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

我国立法上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维护与监督关系”,现实运作上体现为:司法权对行政权维护有余而监督不足,司法权在一定程度上被行政权僭越甚至与其合而为一。如此关系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使得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困境中愈陷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