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权力解析及程序构建

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复合型的权力,法律监督权和公诉权是其最主要的两种权能,这两种权力在本质上存在不可兼容性。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力源自其公诉职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应该首先在宪法上明确其公诉职能,并以此为据,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民事诉讼法》中确定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公诉人"地位,设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特别程序。     

不是所有涉案查账都是司法会计鉴定

之所以说不是所有涉案查账都是司法会计鉴定,是由于两者具有对象与方法不同等实质性差异。然而,说两者不同,并非是对涉案查账的排斥,也并非说司法会计鉴定就不需要查账了。它们各有所长,也各有用武之地。     

股东关系维度代理问题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股东“异质化”的现实演进和股东关系的弱式平等使得股东关系维度代理问题日渐成为公司治理的重点与难点。股东关系维度代理问题在中国股份公司中有其特殊性,如股东间的代理关系情境极其复杂、控制权私利攫取成本较低、中小股东消极主义尤为明显、多元维度代理问题相互交织等。公司立法必须注重强化自治和利益平衡,多措并举构建防范股东关系维度代理问题的结构性治理机制。     

公司法规则的回应力——一个政策性的边缘理解

法律现实主义者十分关注法律的回应力。按照法律回应力的分析工具,最佳的公司法模式是有很强"回应性的公司法"。全球公司法的回应力模型可以区分为私人方向的回应模型和公共方向的回应模型,中国大体居于一种中间主义的状态。公司法的回应力取决于利益主体的识别、利益机制的设计以及回应成本、回应时机的考量。按照法律分工的模式,中国公司法的回应力应更集中于公司、股东以及董事、高管的利益调整,淡化其他的回应需求;要细分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层次;在回应成本和回应时机上进行改良,强化立法性、民间性、司法性回应机制,成立公司法改革检讨委员会、承认公司内部解决纠纷的能力、成立专门的公司法审判庭或者商事法院、促使裁判文书公共化。不同的公司法回应力政策会产生不同的系统性效应,导致不同的"习惯性沉淀"。要使沉淀的"法律资本"有用武之地,公司法必须持续保持其回应力。     

行政复议前置: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的制度选择

高校因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职权引起的行政争议,应当适用行政法予以解决,行政诉讼介入高等教育是大势所趋。教育专业性对大学自治的诉求,以及法院对司法成本激增的顾虑,是阻碍司法介入高等教育的双重难题。行政复议前置制度可以在保证解决教育争议的专业性和降低司法成本之间寻求平衡,能够为当事人权益提供有效救济,给教育系统内部纠错提供最后一次机会,使司法介入高等教育具有更大可行性。     

证券诉讼在中国:适用前景与改进方略

作为证券市场中的一种纠纷解决和法律执行方式,诉讼的优点包括市场相容性、灵活性、分散性、公开性等。尽管其功效受到了制度性的压抑,但要在中国进一步展开证券诉讼,已经有了相当的制度和学理准备;从现实环境看,诉讼的展开也会对社会秩序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在推进完善诉讼机制时,要注意克服法院层面的制度性消极因素;通过公权和私权结合的方式来推进,以契合中国国家权力主导的基本格局,加强改革的可行性。     

国有控股公司:监狱集团企业体制改革的方向性模式

监狱集团企业在承担和不断强化相关法律和社会职能的前提下,如何有效摆脱若干体制障碍和功能束缚,以完全企业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监狱可持续经济发展,是监狱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也是难点问题。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的角度分析,国有控股公司理应成为未来监狱集团企业管理体制的一种主流模式,同时,未来监狱集团企业将由国有独资模式逐步向投资主体多元化方向发展。对此,本文提出了监狱集团企业改制的现实路径和实施方案。     

场外交易市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场外交易市场的特殊主体、特殊交易制度、特殊融资产品和特殊监管制度导致场外交易市场纠纷呈现出了与交易所市场不同的类型和特点。现有证券市场纠纷解决诉讼机制天然不足,非诉机制严重缺失。完善场外交易市场纠纷解决应从诉与非诉两种路径展开,扩大证券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废除起诉条件的前置程序,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同时建立相互衔接的内、外部纠纷调解机制和完善的证券仲裁裁决机制。     

论修订后刑诉法下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角色与地位

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不断扩大的历史。辩护权发展的核心在于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程度的不断深入以及辩护权的不断完善。公安机关需要正确理解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法律地位及会见通信权、讯问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主要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并监督制约侦查机关的活动,维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重要作用。     

论民事简易程序系统之优化

在当前社会矛盾多发与司法资源有限的大背景下,我国民事简易程序总体呈现适用扩张化、运作失范化、价值功利化的趋势。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民事简易程序系统外部看,既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虚弱的原因,也有诉讼程序体系内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价值博弈的原因;从系统内部看,既有立法与司法解释等规则层面的原因,也有机构与人员设置不配套等体制层面的原因,更有管理不到位、监管机制失灵等机制层面的原因。因此,优化民事简易程序系统,完善其价值与功能定位,仅从传统的立法论、解释论途径实现规则要素的优化是不够的,还得从其内外环境与结构入手,实现整体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