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过程中如何识别与发现精神异常的作案者

由于具有不同于普通人的病理性心理活动,很多精神障碍者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样也表现出了异于普通人犯罪的特点。刑侦人员如果熟悉和掌握这些特点,对于在刑侦过程中及时发现和识别精神异常的作案者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囚犯论:从“边缘”到“中心”——于爱荣等的“监狱人文五论”解读之四

《监狱囚犯论》遵循科学的规律,理性地看待罪犯,融入宽容、正义、法治、权利、民主等现代行刑理念,确立罪犯在监狱改造中的主体地位.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罪犯必须对其犯罪行为负责;意味着罪犯对自己的矫正负有重大责任,是矫正的主导者.在罪犯的权利尊重、保障和实现上,将罪犯权利置于人权的高度,置于公民权利的同等位置,罪犯的权利就是公民的权利,因而一样地神圣.监狱要成为正义和尊重罪犯权利的一个阵地,监狱警察要真正成为罪犯新生活的领航者.     

论罪犯心理危险性分类技术——以罪犯个案矫正为视角

对罪犯的分类是作为一种适应罪犯需要的处遇方式和矫正活动。罪犯的心理危险性具有未知性、潜在性和偶发性特点。罪犯的心理危险性干预属于心理矫治的范畴,具有维护监狱的安全和秩序的价值。决定罪犯心理危险性依据主要是对罪犯以往犯罪状况所进行的预测和评估。罪犯心理危险性分类技术主要有调查分类技术和定量评价技术。     

刑事和解司法适用的四大矛盾

刑事和解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一直备受质疑。不同观点的对撞形成了刑事和解司法适用的四大矛盾,这些矛盾导致了中国司法在扩大刑事和解适用中的司法纠结或司法尴尬。     

理性对待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以“相对合理主义”的立场分析实现未成年犯罪人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分析了建立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合理性。我国刑诉法对这两项制度规定有所不足,应加以完善。     

罪刑变化之后的反思

我国确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引着刑事立法.然而纵观我国刑法的八个修正案,在罪刑变化之后,犯罪化和刑罚化的趋势仍然没有出现拐点.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视野中,应继续坚持适当的犯罪化,并提倡刑罚的宽缓化,同时也不能忽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良性的罪刑结构,达到预防犯罪的最佳效果.     

我国警察出庭作证问题探析

警察作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我国警察出庭作证面临着证据理论、诉讼制度、司法体制等方面的障碍.实践中警察出庭作证是可行且必要的.警察证人不同于普通证人,作证范围应有一定的限制,同时还应强调对警察证人的保护措施,可以考虑通过建立双重领导模式改善检警关系,以保障警察出庭作证.     

职务犯罪情报信息机制之构建

当前职务犯罪情报信息工作中还存在观念滞后、机构缺失、手段落后、专业化程度不高等诸多问题,影响和制约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深入发展,因此必须构建以专门机构、专职人员、专有平台、专业机制为基础模块的职务犯罪情报信息机制。应深入探讨职务犯罪情报信息机制构建的具体举措及其在情报导侦中的实战运用,以期推进职务犯罪侦查水平进一步发展,实现职务犯罪侦查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行政刑法的基本立场——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统一为视角

从对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理念的梳理来看,二者对行政刑法责任具有相当影响,但行政刑法责任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之有机统一的观点具有表面性和形式化。行政刑法产生于市民刑法的背景使得行政刑法的责任必须在市民刑法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厘清行政刑法责任之限制权力和人权保障、刑罚均衡和人道之基本立场。在市民刑法成为我国刑法应有转向的背景下,行政刑法应构成刑法的主体,刑法的转向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转向行政刑法的过程。我国经济犯罪形式的行政刑法之完善亦应在市民刑法理念下进行。     

犯罪统计:刑事政策定量研究的基础——兼评美国两大犯罪统计模式

犯罪学的发展催生了犯罪统计研究,犯罪统计的研究成果也为犯罪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资料。在美国,以UCR和NCVS为代表的两种犯罪统计模式运用不同的统计方法,为学者、政府警务部门执法提供了科学可靠的犯罪情况报告。由于犯罪统计数据的缺乏,我国刑事政策研究偏重定性分析而忽视定量研究,借鉴美国的两种犯罪统计模式经验,建立本土化的全国犯罪统计,注重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是使刑事政策最终走向科学化的重要基础。